奥姆斯特德感到牙疼，耳朵里一直有轰鸣声，而且还失眠。不过在一八九二年年初的几个月里，他的工作量对年纪只有他三分之一的男人而言都是一种折磨。他经常到芝加哥、阿什维尔、诺克斯维尔、路易斯维尔、罗切斯特出差，每次通宵不眠都会加重他的痛苦。在芝加哥，尽管他年轻的助理哈利·科德曼不眠不休地努力，工作进度还是严重滞后，每一天他们面临的任务都更加艰巨。第一个重要的截止日期，是定在一八九二年十月二十一日的揭幕日，看起来已经近到不可思议了——要不是世博会的官员将原定的十月十二日推迟，允许纽约来举办自己的哥伦布庆典，时间会更紧。考虑到当初纽约一股脑儿地塞给芝加哥的那些诽谤，这种延期的举止真是大方到令人惊讶。

园区其他地方施工的延误令奥姆斯特德感到伤透脑筋。承包商们落后了，他自己的工作也就耽搁了。他已经完成的工作也跟着遭殃。工人们践踏他种的植物，毁坏他建的道路。美国国会大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其周围，”据景观主管鲁道夫·乌尔里希报告，“堆满了各式各样的材料，乱七八糟地散布着，只有向负责的官员持续地施压才能使工程在起步阶段有所进展，而即使进展顺利，也没人注意。前一天完成的工作又会在第二天被破坏殆尽。”

施工延误与造成的破坏让奥姆斯特德很生气，但其他的事情令他更加沮丧。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尽管奥姆斯特德一再警告，伯纳姆似乎仍然觉得蒸汽艇是世博会游船服务不错的选择。奥姆斯特德认为伍迪德岛上一定不能有任何建筑，却似乎没有人赞同他的观点，不断有人打这座岛的主意，这让奥姆斯特德想起了旧时的客户如何强制修改他设计的景观，也让他重新燃起了怒火。人人都想要这个岛上的空间。首先是西奥多·托马斯，他是芝加哥交响乐团的指挥，他认为这座岛是一个理想的地点，是唯一可以建造与世博会匹配的音乐厅的地方。奥姆斯特德不同意。接下来是西奥多·罗斯福，他当时是美国文官委员会的主席。这人就像一艘炮艇。他坚持认为，这座岛是他的布恩和克罗克特俱乐部举办狩猎营区展的理想之地。不出所料，鉴于罗斯福在华盛顿的势力，世博会全国委员会的政客们都强烈支持他的计划。伯纳姆出于保持和平的目的，也敦促奥姆斯特德接受这个计划。“假如将其安置在岛的北端，被树木遮蔽，纯粹只做展示用，将它完全掩饰起来，只有在岛上的人偶尔能发现，在对岸完全看不到，这样你会反对吗？”

奥姆斯特德还是反对。他同意让罗斯福在一座小一点的岛上布置营地，但伍迪德岛上不允许存在任何建筑，除了“一些帐篷、若干马匹、一些营地火堆，等等”。最终，他只允许了在岛上修建一座猎人小木屋。

接下来是美国政府想在岛上布置一个印第安展区。随后是普特南教授，世博会的首席人种学家，认为伍迪德岛是安置几个异域村庄的理想地点。就连日本政府也想要这座岛。“他们提议办一个日本庙宇户外展，并且几乎是自然而然地提出了想要伍迪德岛上的空间。”伯纳姆在一八九二年二月写道。伯纳姆认为，现在看来似乎这座岛被占用是无法避免的。这里的环境太吸引人了。伯纳姆力劝奥姆斯特德接受日本的提案。“毫无疑问，这个提案看起来非常适合这个地点，我看不出它有什么地方会在实质上减损你在意的那些特点。他们打算建造最精美的庙宇，并且计划等世博会结束后将这些建筑作为礼物献给芝加哥。”

奥姆斯特德担心事情会变得更糟，便同意了这个要求。

不过这些并没有让他的心情变好。当他奋力保护伍迪德岛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挚爱的中央公园遭到了另一次攻击。在一小群富有的纽约人的极力唆使下，州内的立法机构悄悄通过了一条法令，批准在公园西侧修建一条“高速公路”，富人们的马车可以在上面奔驰。这件事激怒了公众。奥姆斯特德写了一封信加入了战局，在信里，他将这条提案里的公路形容为“不合理、不公正以及不道德”。这让立法机构有些退缩了。

失眠症、身体的疼痛、做不完的工作以及日益增长的挫败感都撕扯着他的神经，到三月末的时候，他感觉自己的身体和精神都已经处于崩溃边缘。在整个成年时期间歇发作的抑郁症即将再次将他吞噬。“当奥姆斯特德陷入忧郁的时候，”一位朋友曾经写道，“他消沉的逻辑是可以摧毁人的，非常可怕。”

不过，奥姆斯特德认为自己只是需要好好休息一下。按照当时治疗的习惯，他决定去欧洲好好疗养一下，那边的风景或许会给他一个丰富自己视觉体验的机会。他计划参观一些公共花园与公园，还有巴黎世博会的旧场地。

他安排大儿子约翰负责布鲁克林办公室的事宜，让哈利·科德曼留在芝加哥指导世博会的工作。在出发前，他临时决定带上自己的两个孩子玛丽恩与里克，还有另一位年轻人，哈利的弟弟菲尔·科德曼。对于玛丽恩和这两个男孩而言，这是一场梦幻般的旅行；而对于奥姆斯特德来说，这场旅行却蒙上了一层阴影。

他们于一八九二年四月二日星期六起航，冒着冰雹与风雪抵达了利物浦。

在芝加哥，索尔·布鲁姆收到了一封来自法国的电报，电报的内容让他大吃一惊。他反复读了好几遍，才确认自己没有读错。阿尔及利亚的好几十个村民，携带着他们的动物和财产，已经起航前来美国参加世博会了——而这提早了一年。

“他们选对了月份，”布鲁姆说，“不过弄错了年份。”

奥姆斯特德发现英国的乡村十分迷人，不过天气阴冷而消沉。在奇斯尔赫斯特的亲戚家中短暂停留后，他和男孩们启程前往巴黎。女儿玛丽恩留在了乡下。

在巴黎，奥姆斯特德前去参观了旧世博会的场地。那儿的花园植被稀疏，因为冬天太长而显得萧条，建筑也保存得不太好，但尚存的景象足以让他对世博会曾经的模样有“大致的概念”。显然，这个地方现在还是很受欢迎。在一次周日的参观中，奥姆斯特德和男孩们发现有四支乐队在演奏，卖点心的摊子还开放着，有好几千人在小径上漫步，在埃菲尔铁塔的基座旁排着长队。

奥姆斯特德时刻记挂着芝加哥世博会，对每一处细节都看得很仔细。草地“很糟糕”，碎石路“既不中看也不好走”。巴黎世博会使用了很多十分规则的花坛，这一点他很不喜欢。“在我看来，”他在寄给身处布鲁克林的约翰的信中写道，“这些花坛虽然称不上野蛮，也没有损害世博会的面貌，但是破坏了这份尊贵，也影响了宽阔度、协调度与沉着稳定的气象，会让人极度不安，有些华而不实，同时还很幼稚。”他重申了自己坚持的看法，在芝加哥应该实行“简约和含蓄，要避免小气和艳俗”。

这次参观让他重新对世博会担心起来，因为一心想超越巴黎世博会，伯纳姆和他的建筑师们已经忘了一个世博会该有的样子。奥姆斯特德写道，巴黎这些建筑“颜色更为丰富，装饰也更为多彩，不过比我以为的少了很多模具制成的物件和雕塑。我认为，它们显示出了更多的目的性，看起来更像是为了这个场合专门设计的，而不像我们想要建一些庞大的永久性建筑。我怀疑在这方面，我们的建筑是不是有点问题，会不会过于强调建筑的庄严而显得自命不凡，为了凸显宏伟和华丽，加入了太多的雕塑和其他修饰”。

奥姆斯特德喜欢和年轻同伴一起旅行。他在寄给布鲁克林的太太的信里写道：“我非常享受，希望这次旅行能让我健康起来。”没过多久，一行人返回了奇斯尔赫斯特，不过，奥姆斯特德的病情却恶化了，失眠再次破坏了他的夜晚。他写信告诉哈利·科德曼：“我只能下这样的结论了，现在我更老了，损耗比我自以为的要严重得多。”而哈利自己也饱受一种奇怪的腹部疾病折磨。

一位名为亨利·雷纳的医生来到了奇斯尔赫斯特，礼节性地拜访了奥姆斯特德，他恰好是治疗神经紊乱方面的专家。奥姆斯特德的样子令他大吃一惊，他提出将奥姆斯特德接到自己位于伦敦郊外汉普斯特德希思的家中，私下为他调养身体。奥姆斯特德答应了。

尽管有雷纳的悉心照料，奥姆斯特德的情况却并没有好转。在汉普斯特德希思的日子变得十分乏味。“你要知道，我在这里简直就像蹲监狱，”一八九二年六月十六日，他写信告诉哈利·科德曼，“每一天我都期待身体有所好转，可是至今为止，都只有失望。”据奥姆斯特德描述，雷纳医生同样也感到困惑。“在对我全身各个部位进行反复检查后，他自信地告诉我，我的器官没有毛病。我有理由期望，如果各种情况顺利，我还可以继续工作几年。他认为我现在的毛病是我出国时的病症的衍化。”

大多数日子里，奥姆斯特德都乘坐着马车在乡间游走，“每天都或多或少地走一些不同的路”。他参观了花园、教堂庭院、私人花园以及自然景观。几乎每一个装饰性的花坛都令他不悦。他认为它们“幼稚、粗俗、招摇、唐突、不合时宜、极不协调”。然而，乡村风光本身却让他着迷：“英格兰的乡村到处充满田园风光，生动而别致，这种美景在美国根本找不到。每一次出门我都满心喜悦。在我写字的时候，眼前的景色蒙上了一层细雨，迷人极了。”他发现，最可爱的风景往往是本地植物以最简单、最自然的方式组合在一起。“最好的组合就是金雀花、野玫瑰、树莓、山楂和常春藤。即使不开花的时候，它们也充满魅力。而这些植物花少量的钱就可以大量获得。”

有时候，他看到的景致与他构想中的杰克逊公园相悖，有些时候又与之相符。“在我们见过的最美的装饰性庭院里，藤蔓与匍匐植物形成的自然景观都是能胜过园丁的。对我们来说，再多的藤蔓和野草幼苗都不够。”他知道，时间太紧，无法让大自然产生这样的效果。“让我们尽自己所能，在桥上栽培出匍匐植物和树枝吧，将那些树枝压下、固定，以获取树荫，让树叶的反光和水面的微澜相映成趣。”

最重要的是，这些旅程令他更加坚信，尽管伍迪德岛上会建日本庙宇，他们还是应该尽可能地让它充满野趣。“我比以前更加重视这座岛的价值了，”他写信告诉哈利·科德曼，“有一点非常重要，要使用所有可能的、自然的方式来形成一道无法渗透的屏障，在岸边栽种大量密集厚实的植物，让丰富而多变的微小细节完全服从整体效果……芦苇、荷包藤、马德拉藤、猫藤、铁线莲、树莓、豌豆花、曼陀罗、马利筋、小型西部向日葵，还有牵牛花，这些植物越多越好。”

但是他也意识到，自己想要追求的野趣必须以优秀的园艺维护作为基础。他担心芝加哥不能做到这一点。“我认为，从园艺维护这方面来说，任意一个英国的农民、驭马师或平凡的下等人都能超过芝加哥的王公贵族或艺术家。”他在给科德曼的信中如此写道，“如果不能超越我们的长官们认同的标准，将会十分丢脸。”

整体而言，奥姆斯特德仍然相信自己的世博会景观设计会取得成功。不过，也有新的问题要担心。“现在我唯一替世博会感到担心的是霍乱的问题，”他写信告诉布鲁克林办公室，“今天早晨从俄罗斯和巴黎传来的消息令人感到警惕。”

索尔·布鲁姆带回的阿尔及利亚村民越来越接近纽约港，大道乐园的工人们开始搭建临时的房屋让他们居住。布鲁姆亲自去纽约接船，并且预订了两节火车车厢，将村民和他们的行李带回芝加哥。

这些阿尔及利亚人一下船就开始四处乱跑。“我都可以想象到他们走丢，被撞倒，然后蹲进监狱的情形了。”布鲁姆说。似乎没有人管理他们，布鲁姆跟在他们后面跑，用法语和英语大声下着命令。一位身材高大皮肤黝黑的男子朝布鲁姆走来，用带着贵族腔调的英语对他说：“我建议你文明些。不然我可能会失礼地把你扔进海里。”

这个男人自称为阿奇，当两人可以心平气和地对话后，他告诉布鲁姆，他在伦敦为一个富人当了十年的保镖。“现在，”他说，“我的职责是将我的伙伴们送到一个叫芝加哥的地方。我知道好像是内陆的某个地方。”

布鲁姆递给他一支雪茄，提议让阿奇当自己的保镖兼助手。

“你的提议，”阿奇说，“相当令人满意。”

两人燃起雪茄，将烟雾吐到了纽约港芬芳的暮色里。

伯纳姆奋力推进着工程进度，尤其是制造与工艺品馆的施工，它必须赶在揭幕仪式前完成。三月，距离揭幕仪式只剩半年时间了，他启动了工程合约里面的“沙皇”条款。他命令电力馆的承包商将人力加倍，并且让工人们在夜间使用电灯照明继续施工。他还威胁制造与工艺品馆的承包商，如果他们不加快施工的速度，将会遭遇同样的命运。

伯纳姆几乎已经放弃超越埃菲尔铁塔了。最近他又否决了一个古怪的想法，这个想法来自一位年轻而热心的匹兹堡工程师，伯纳姆在“周六下午俱乐部”发表演讲时他也在场。这位工程师是值得信任的，他的公司持有合约，会检查世博会建筑中使用的所有钢材，不过他的提议似乎并没有可行性。“太脆弱了。”伯纳姆告诉他。他认为公众会对此感到害怕。

那一年的春天似乎充满了敌意，进一步阻碍了世博会的进展。一八九二年四月五日星期二，早上六点五十分，一场突来的暴风掀翻了世博会刚刚建好的泵房，并且摧毁了六十五英尺高的伊利诺伊州馆。三周后，另一场暴风推倒了制造与工艺品馆八百英尺高的南墙。《芝加哥论坛报》评论道：“这些风暴似乎跟世博会的场地有仇。”

为了找到方法加快进度，伯纳姆召唤东部的建筑师们前来芝加哥。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是该如何为主要场馆的外墙上色，特别是制造与工艺品馆那几面涂有纤维灰浆的陡墙。在会议上，大家想出一个方法，保证可以在短时间内有效地提高工作速度，并最终在世界人民的想象中确立芝加哥世博会超凡脱俗的美丽形象。

不管怎么样，外部装饰的职权属于威廉·普雷特曼，世博会的官方色彩主管。伯纳姆后来承认，他雇用普雷特曼来做这份工作“大部分是看在约翰·鲁特的面子上”。普雷特曼根本不适合这份工作。哈瑞特·门罗与普雷特曼夫妇相熟，她写道：“他天资过人，但是性格高傲而倔强，不肯妥协或让步。因此，他的一生就是一场充满矛盾的悲剧。”

开会那天，普雷特曼人在东海岸。建筑师们在他没有到场的情况下开始了会议。“我催促着每一个人，我知道时间真的很紧。”伯纳姆说，“我们讨论了上色的问题，最终想到了这个主意，‘不如全部涂成白色吧。’我不记得是谁提了这个建议。可能大家都想到一块儿去了。不管怎么样，我决定就这么做。”

由芝加哥建筑师梭伦·S·贝曼设计的矿物馆快要竣工了。于是这栋楼被拿来进行了试验。伯纳姆下令将其涂成乳白色。普雷特曼回来后，“对此感到怒不可遏”，伯纳姆回忆道。

普雷特曼坚持认为所有关于色彩的决定都要由他来做。

“我不这么认为。”伯纳姆告诉他，“应该由我来决定。”

“那行，”普雷特曼说，“我要退出。”

普雷特曼离开后，伯纳姆并不想念他。“他是一个心思很重的人，脾气相当古怪。”伯纳姆说，“我让他走了，然后告诉查尔斯·麦金，我要一个真正能够负责的人，这一次我不会再看谁的面子了。”

麦金推荐了来自纽约的画家弗朗西斯·米勒，这位画家当时也在讨论色彩的会议上。伯纳姆聘用了他。

米勒很快就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做过几次试验之后，他选定了普通白铅和油漆作为纤维灰浆最好的涂料，然后发明了一种上漆的方法：不用刷子，而是用一根煤气管那么长的软管，在上面安装特殊喷嘴——这是喷漆第一次在历史上出现。伯纳姆将米勒和他的上漆团队戏称为“洗白帮”。

五月的第一周，一场强大的暴风雨给芝加哥带来了大量的降水，再一次造成芝加哥河水倒灌。污水又一次威胁到了市区的水供应。有人在某个蓄水池的附近发现了一具正在腐烂的马的尸体。

这一场风暴再度提醒伯纳姆，开幕日之前要完成的从沃基肖引入泉水供应世博会的计划已迫在眉睫。早一阵子，一八九一年七月，世博会将这项工程委托给了海吉亚矿泉水公司，这家公司的总裁是一位名为J.E.麦克尔罗伊的企业家。不过项目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三月，伯纳姆吩咐施工监督员迪翁·杰拉尔丁“用最大的力度盯紧这个项目，确保不会延期”。

海吉亚公司取得授权，开始从沃基肖的泉水房铺设管道，并且从村庄里穿过。不过他们没有料到，村民们因为担心管道会破坏村里的景观，而且会导致他们有名的泉水枯竭，极力反对铺设管道。海吉亚公司的麦克尔罗伊在伯纳姆施加的层层压力之下，开始铤而走险。

一八九二年五月七日星期六晚，麦克尔罗伊在一辆特殊列车上载满了管道、凿子、铁锹以及三百位工人，出发前往沃基肖，打算在夜色的掩护下悄悄铺设管道。

消息不胫而走，开往沃基肖的列车遭到了袭击。当列车驶入车站时，有人敲响了村里的消防钟，很快，一大批手持棍棒、手枪和霰弹枪的村民向列车聚拢。两辆消防车喷吐着蒸汽赶来，消防队员已经做好朝这些铺设管道的人喷水的准备。一位村里的领导告诉麦克尔罗伊，如果他还要继续推行他的计划，就不能活着离开。

很快，又有上千名镇民加入了火车站的这支小分队。一小群人从镇公所拉来了一座大炮，对准了海吉亚公司的装瓶厂。

短暂地对峙之后，麦克尔罗伊和工人们返回了芝加哥。

伯纳姆还是想要沃基肖的泉水。工人们也已经为杰克逊公园内的两百座泉水间铺设了管道。

麦克尔罗伊放弃了在沃基肖村内直接铺设管道的计划。他转而在沃基肖南边十二英里处的大本德镇购买了一处泉水，它刚好位于沃基肖郡的界线以内。从名义上来说，世博会的游客们还是能喝上沃基肖的泉水。

泉水来自沃基肖郡，却并非来自那座著名的村庄，对于这件微妙的事情，伯纳姆和麦克尔罗伊并没有深究。

在杰克逊公园，人人都忙着加快施工的进程。随着场馆逐渐成形，建筑师发现了他们设计中的一些瑕疵，然而也面临着排山倒海的工作量，所以可能会任由这些瑕疵留在石材里，或者至少留在纤维灰浆中。由于东部的建筑师长期不在芝加哥，弗兰克·米勒自告奋勇地提出要紧盯着这些场馆的施工，以防一些临时的决定对建筑的外观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一八九二年六月六日，他写信告诉农业馆的设计师查尔斯·麦金：“您最好写一封信阐明您在想法上的改变，因为他们会在您不知情的情况下误解您的意思。今天，我就阻挠了他们在圆形大厅的地板上浇铸水泥，强调您要求的是砖块。要把一件事情做对需要花费无尽的时间，操无数的心，但是下达指令做一件错事却只需要一秒钟。我说的这些话都会严格保密，我写信给您，就是为了劝您在提出要求的时候尽量简明直接。”

在制造与工艺品馆，被承包商弗朗西斯·阿格纽雇来的工人正在做一件危险的工作——将巨大的钢制桁架竖立起来。这个桁架将支撑场馆的屋顶，并且创造出史上最广阔的无阻碍室内空间。

工人们沿着场馆内侧铺设了三组平行的铁轨。在铁轨上，在轨道车的车轮或者“推车”上，他们竖起了一座名为“旅行者”的大型起重机，起重机由三座高塔组成，高塔顶端横跨着一个平台。使用“旅行者”的工人们可以一次抬起并安装两个桁架。乔治·博斯特的设计需要安装二十二个桁架，每一个桁架重达两百吨。光是把零部件运送到园区来就动用了六百辆轨道车。

六月一日星期三，世博会摄影师查尔斯·阿诺德为制造与工艺品馆拍照，记录下了工程进度。每一位看到照片的人都会得出结论，距离揭幕仪式只有四个半月，这座楼在这段时间里绝不可能建完。桁架都已经就位，但是没有屋顶，墙壁也才刚刚开始建。当阿诺德拍下照片的时候，成百上千的工人正在这栋建筑上面施工，但是场馆的规模太大了，无法立即辨认出照片里面的施工人员。梯子从一层脚手架搭到另一层脚手架上，看起来就像火柴棍，让这栋楼看上去弱不禁风。在照片的前景处还有成堆的碎屑。

两周后，阿诺德又回来照了另一张照片，捕捉到了截然不同的画面——几乎可以用“毁灭性的灾难”来形容。

六月十三日晚，时间刚过九点，另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袭击了世博会场地，这一次似乎同样瞄准了制造与工艺品馆。场馆的北墙塌了一大片，继而引起了环绕场馆内侧的高空走廊的倒塌。十万英尺高的木材砸到了地板上。阿诺德拍的那张照片里有一个看起来十分渺小的人，很可能是伯纳姆，他站在一堆高高的散开的木材和缠绕成团的钢材前面。

在所有的场馆中，偏偏选中了这一栋。

承包商弗朗西斯·阿格纽承认这堵墙的支撑力确实不足，但他把责任推卸给了伯纳姆，认为是他逼着工人施工太快所致。

现在，伯纳姆把大家逼得更紧了。他开始着力应对这次危机，增加了一倍数量的工人来建造这栋楼。他们日夜赶工，不论是雨天还是令人窒息的高温天气。光是八月，这个工地就有三人死亡。在园区的别处有四人死亡，还有几十人遭遇了各种形式的骨折、烫伤和割伤。据后人评估，在世博会工作比在煤矿工作还要危险。

伯纳姆也在抓紧争取更大的权力。世博会公司和国家委员会之间的长期矛盾变得几乎令人难以忍受。连国会调查员也意识到，双方管辖权的重叠是一切紊乱和不必要开支的来源。他们的报告建议将戴维斯的薪酬减半，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权力的天平开始倾斜。世博会公司和国家委员会达成了休战协议。八月二十四日，执行委员会任命伯纳姆为工程总指挥，统筹一切事务。

很快，伯纳姆就向各部门的负责人发去了信函，包括奥姆斯特德。“我个人已经获得了世界哥伦布博览会场地内所有进行中的工作的掌控权。”他在信函内写道，“从今以后，除非有进一步的通知，你们将只向我一人汇报工作，并仅听命于我一人。”

在匹兹堡，那位年轻的钢铁工程师却越来越确信，他挑战埃菲尔铁塔的计划一定能够成功。他请检验公司的合伙人W.F.格罗诺计算出了将在建筑各组成部分之间发挥作用的新的力量强度数值。用工程术语来说，这个建筑几乎没有显示出“静负荷”，意思是固定的大型材料如砖块、钢铁等静置的重量很小，几乎全是“活荷载”，即重量一直在变化，就像列车通过一座桥时数据变化一样。“我找不到先例。”格罗诺说。不过，经过整整三周的精密运算后，他提交了详细的参数。即使是对于伯纳姆而言，这些数字也十分有说服力。六月，筹款委员会通过了这个建筑。他们给予了其特许权。

第二天，委员会就驳回了这个提案——他们做了整晚的噩梦，梦见刮起了古怪的强风，钢架发出巨响，两千条人命眨眼间消失，于是改变了主意。一位委员会的理事称其为“庞然怪物”。工程师们一致强调，这个东西绝对建不起来，至少没法保证它的安全性。

不过，这位年轻的设计师仍然不接受失败。他在制图和额外的参数上花了两万五千美元，并因此吸引了一批投资人，其中包括两位优秀的工程师罗伯特·亨特和安德鲁·安德东克。前者是一间芝加哥大公司的总裁，后者曾因协助建造加拿大太平洋铁路而名声大噪。

很快，他就察觉到了风向的变化。大道乐园的新负责人索尔·布鲁姆的出现就像一道闪电，他似乎能接受一切事物——越新奇，越出人意料越好。而伯纳姆则获得了几乎至高无上的权力，掌控着世博会的建设和运营。

工程师已经准备好进行第三次尝试了。

一八九二年九月的第一周，奥姆斯特德和他的年轻旅伴们离开英格兰启程回家，搭乘“纽约城市号”邮轮离开了利物浦。海上风浪很大，越洋旅程很辛苦。玛丽恩病倒了，里克也一直在呕吐。奥姆斯特德的健康也再次恶化，他又开始失眠了。他写道：“当我返回的时候，会比来时更加行动不便。”不过，现在他没有时间等身体康复了。距离揭幕仪式只剩下一个月时间，而且哈利·科德曼也再次病倒了，同样还是因为夏季时折磨过他的肠胃毛病。在科德曼恢复期间，奥姆斯特德前往芝加哥接手监督工作。“我还备受神经痛和牙痛折磨，”奥姆斯特德写道，“我很疲惫，越来越感到担忧和焦虑。”

在芝加哥，他发现公园有了变化。矿物馆和渔业馆都竣工了。大部分的其他场馆也都进展顺利，还包括庞大的制造与工艺品馆，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成百上千的工人挤在脚手架和屋顶上。光是这栋楼的地板就耗费了五节列车车厢的钉子。

不过，尽管这些工作有了进展，园区的景观却遭了殃。临时的轨道把园区画成了一道道格子，货车在小径、大道和本该是草地的位置上碾出了裂口。到处都堆放着垃圾。第一次来参观的人或许会怀疑奥姆斯特德的人究竟有没有干活。

当然，奥姆斯特德知道景观工程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不过都是在一些人们通常注意不到的地方。原先一片荒芜的地方修建出了潟湖。各个场馆得以建造的高地也是他的各级队伍创造出来的。在之前那个春天，他的部下几乎将世博会苗圃中栽种的植物全部种下了，还额外增加了二十万棵树，一些水生植物、蕨类植物，以及三万棵柳树插条，所有这些都是在他称职的首席园艺师E.德恩的指挥下完成的。

在揭幕仪式开始之前，伯纳姆希望奥姆斯特德的人集中精力清理园区，并且在其中用花卉与临时草皮来加以修饰。奥姆斯特德能理解这些行为，但这与他整个从业生涯中强调的“设计的景观效果要花几十年时间才能实现”的理念相违背。“当然，遭殃的是主要的工程。”他说。

不过，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还是取得了一个绝对积极的进展。伯纳姆将船只的特许权授予了一家“电动汽艇与航行公司”，这家公司生产出了一种小巧可爱的电动船，正符合奥姆斯特德的期望。

在揭幕仪式当天，连媒体也足够礼貌地忽视了园区简陋的面貌和尚未完工的制造与工艺品馆。如果他们针对此事进行刁难，将是一种对芝加哥以及全国的不忠。

全国都在期盼着揭幕仪式的到来。《青年之友》一位名为弗朗西斯·J·贝拉米的编辑认为，如果当天全美国的小学生能够集体为祖国献上一件礼物，将会是件极好的事。他创作了一首誓词，由教育局邮寄给了几乎每一所学校，最初的版本开头是这样的：“我宣誓忠于我的旗帜，忠于我的国家，它代表着……”

一场盛大的游行将伯纳姆和许多重要人物簇拥到了制造与工艺品馆，那儿站着一支由十四万名芝加哥市民组成的“现役部队”，填满了馆内三十二英亩的面积。一道道光束穿透人类呼吸形成的薄雾洒了下来。演讲台上铺着红地毯，放着五千把黄椅子，椅子上坐着身穿黑西服的商人、外国官员，以及身穿深红、紫色、绿色和金色衣服的神职人员。再次竞选第五届任期的前市长卡特·哈里森迈着大步，到处和人握手，他的黑色宽边软帽引起了人群中支持者的阵阵欢呼。在场馆的另一端，由五千人组成的合唱团唱着亨德尔的《哈利路亚大合唱》，由五百名音乐家进行伴奏。一位观众回忆道，在某一刻，“九万人突然起身站直，同时挥舞起九万条雪白的手帕；空气被分割成一个个充满尘埃的旋涡，震动着上升至钢铁搭建的巨大屋顶……让你产生了一种眩晕感，仿佛整个场馆都在摇晃”。

馆内空间如此巨大，以至于当演讲者结束发言，要唱一首新曲时，需要使用视觉信号来通知合唱团。当时还没有麦克风，所以只有一小部分观众能真切地听到演讲。其他的人由于尽力想听到声音，脸部都已经扭曲了，却只能看到演讲者在远处朝着面前那一堵由耳语、咳嗽及皮鞋的吱吱声构成的“消音屏障”比着夸张的手势。约翰·鲁特夫人的姐姐哈瑞特·门罗就在现场，目睹了国内两位最伟大的演讲家——来自肯塔基的亨利·沃特森上校和来自纽约的昌西·M·迪普——轮流站上演讲台。“两位演说者朝着一大群交头接耳、摩肩擦掌的听众慷慨激昂地进行演讲，听众却什么都听不见。”

对于门罗小姐而言，这一天是个十分重要的日子。她为这件盛事创作了一首长诗，命名为《哥伦布颂》，并且一再要求自己的权贵朋友们将这首诗塞入当天的节目单里。她满怀骄傲地看着一位女演员将这首诗念给了近处几千名能听见的观众。和大多数观众意见相左，门罗认为这首诗是一首杰作，所以她雇了一位印刷商油印了五千本打算卖给公众，结果却只卖出去寥寥数本。她将这次滑铁卢归因于美国人对诗歌热情的消减。

那年冬天，她把没有卖出去的诗作当成燃料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