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克·米勒希望闭幕仪式能吸引比芝加哥日更多的游客。当米勒制订计划时，许多协助伯纳姆建设世博会的人已经开始回归平时的生活。

查尔斯·麦金十分不愿意放手。对他来说，世博会就像一道明亮的光，一度驱散了笼罩在他生活之上的阴霾。十月二十三日早晨，他突然离开了杰克逊公园，那天稍晚时候，他写信给伯纳姆：“你知道我是不喜欢说再见的，应该也做好了我会不告而别的心理准备。离开你们让我很难过，而这么说只能表达我一半的感受。”

“你让我拥有了一段美好的回忆，在世博会的最后这段时光会永远留在我心间，最初的那段时间也一样，我非常认同你做出的各种决定。此生剩余的时光，当我们回忆往事，一遍一遍又一遍地聊起这段过往，一定会是一件乐事，而且以后不论发生任何事情，如果你需要我的帮助，就一定可以依赖我，这一点无须多言。”

第二天，麦金写信给一位巴黎的朋友，谈到他自己、伯纳姆和大多数芝加哥人都越来越赞成不该在十月三十日的官方闭幕日后就任其荒废，因为世博会园区实在是太美妙了，而此时距官方的闭幕日期也只剩六天了，“确实，所有相关人员都有同样的雄心，那就是让它以和出现时一样神奇的方式尽快消失。出于经济考量，以及其他显而易见的原因，有人提议最辉煌的方式是用炸药将一切炸毁。另一个想法是将其付之一炬。后者是最容易的方式，场面也最壮观，不过如果湖面的风向改变，会带来火势蔓延的危险。”

不论是麦金还是伯纳姆都不是真的认为世博会应该付之一炬。事实上，在设计之初，他们就已经将所有建筑组成部分的残余价值最大化了。这种付之一炬的言论只不过是安抚人们眼看着这场美梦走到尽头的绝望心情的一种方式。没有人忍心让白城荒废掉。《四海》杂志的一位记者写道：“与其让它逐渐坍塌，年久失修，不如让它在一场光荣的火中突然殒亡。就像一个宴会大厅，到了第二天早晨，宴席已散，客人离场，灯光熄灭，没有什么比这场景更加凄凉了。”

后来，这些关于火的冥思听起来竟像是预言似的。

奥姆斯特德也离开了。到了夏末，繁忙的行程和令人窒息的炎热导致他的健康再一次出了问题，失眠症复发了。他手头上还有好几项工作，其中最主要的是比尔特莫庄园。不过他觉得自己已经走到了事业的尽头。他已经七十一岁了。一八九三年九月六日，他写信给一位名为弗雷德·金斯伯里的朋友说：“我没有办法去找你，我常常幻想骑着马经过我们的老地方，见见你和其他的朋友，但我几乎已经向命运投降了，必须挣扎着走完最后这段路。”不过，奥姆斯特德罕见地表达了自己的满足。“我热爱我的孩子们，”他告诉金斯伯里，“他们是我人生的重心之一，而另一个重心就是做好景观设计，并让人们能够喜欢它们。我尽管疾病缠身，却并不是一位不快乐的老人。”

路易斯·沙利文因为他设计的交通馆（特别是“金色大门”）收获了数之不尽的表扬和奖励，他再次和丹克马·艾德勒合作，但是现在的情况已经改变。由于经济危机的不断恶化，再加上两位合伙人的一些决策失误，公司已经没什么生意可做了。整个一八九三年，他们才完成了两栋建筑。沙利文对待同行从不宽容，当他发现公司一位资历尚浅的建筑师一直在利用空闲时间为自己的客户设计房子时，他大发雷霆，将此人开除了。

这位资历尚浅的建筑师就是弗兰克·劳埃德·赖特。

上万名施工人员同样也从世博会园区离开，回到了没有工作的世界中，而那里已经挤满了失业的工人。一旦世博会关闭，还有另外好几千人会加入他们，走上芝加哥街头。一场暴动就像秋天不断加深的凉意一样一触即发。哈里森市长十分同情这些工人，也尽其所能地帮助他们。他雇用了数以千计的工人打扫街道，并且命令警察局在夜间向那些寻找地方睡觉的人开放。据芝加哥的《商业财经纪事报》报道：“此前从未有过哪次商业活动的中断如此突然而引人注目。”生铁的产量下降了一半，新铁路的修建也几乎已经停滞。由于需要车厢将游客载往世博会，普尔曼公司逃过一劫，不过等到世博会快结束时，乔治·普尔曼也开始降薪和裁员了。但他并没有降低他的公司所在小镇的房子的房租。

白城曾将人们吸引到这里来，并保护他们；现在黑城在欢迎他们回去，在冬季来临前夕，到处充斥着脏污、饥饿和暴力。

霍姆斯也察觉到应该离开芝加哥了。来自债权人和受害者家庭的压力与日俱增。

首先，他在自己旅馆的顶层放了一把火。这场火几乎没有造成什么损失，但是他以自己的化名海勒姆·S·坎贝尔申请了六千美元的保险理赔金。某一家保险公司的调查员F.G.考伊开始起疑，并展开了深入调查。虽然考伊没有掌握确凿的放火证据，但他认为是霍姆斯或者某个同伙放的火。他建议保险公司如约进行赔偿，但只支付给海勒姆·S·坎贝尔，并且必须由坎贝尔本人前来领取。霍姆斯没办法自己去领理赔金，因为考伊已经认识他了。按照惯例，他只需雇个人假扮坎贝尔前去领钱就好，不过近来他开始变得越来越谨慎。米妮·威廉姆斯的监护人已经派遣了一位叫威廉·卡普的律师来寻找她，并且开始保护她的财产。安娜的监护人——牧师布莱克博士也聘用了一位私家侦探，这位侦探已经来到了霍姆斯的大楼。西格兰德、斯迈思及其他人的父母还在不断地寄信过来。目前，还没有任何人控告霍姆斯谋杀，不过比起以前的任何一次经历，此番调查的浪潮都更加剧烈，并委婉地带有控诉之意。当然，海勒姆·S·坎贝尔没有前去领钱。

不过霍姆斯发现考伊的调查有另一层更具破坏性的作用。在不断搜集有关霍姆斯的信息的过程中，他成功地煽动了霍姆斯的债权人，包括霍姆斯在过去五年里欺骗过的家具商、制铁商、自行车制造商以及承包商，并将他们联合起来。债权人现在雇用了一位名叫乔治·B·张伯伦的律师。这位律师是芝加哥拉斐特收账代理公司的法律顾问，自从霍姆斯没能将炉具公司改善烧窑的费用付清以来就一直在纠缠他。后来，张伯伦宣称自己是芝加哥头一个怀疑霍姆斯是罪犯的人。

一八九三年秋天，张伯伦联系了霍姆斯，请他来自己的办公室会面。霍姆斯以为自己会和张伯伦单独见面，但当他到达办公室的时候，却发现办公室里已经来了二十几位债权人、他们的律师以及一位警探。

这让霍姆斯很惊讶，但他并没有惊慌失措。他和大家纷纷握手，并且直直地盯着债权人愤怒的眼睛。债权人的怒气马上减少了几分。他就是有这种魔力。

张伯伦的计划是把这次会面作为一个陷阱，打破霍姆斯泰然自若的神情。他惊叹于霍姆斯面对满办公室的怨气还能这么满不在乎。张伯伦告诉霍姆斯，他总共欠了债权人至少五万美元。

霍姆斯摆出了最严肃的表情。他理解他们的担忧，也解释了自己的过失：他的抱负超过了偿还债务的能力。事情本来会一帆风顺的，债也早应该还清了，可一八九三年的经济危机将他和他的希望一并摧毁掉了，就和芝加哥及全美国各地的人一样。

张伯伦发现，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了，有些债权人竟开始同情地点头。

霍姆斯的双眼噙满了泪水。他表达了最深刻、最真挚的歉意。他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提议把自己用各种产业换来的一笔贷款给这些债权人，以此来偿还债务。

这个提议几乎让张伯伦笑了出来，不过在场的某位律师居然建议大家接受霍姆斯的提议。张伯伦惊讶地发现，霍姆斯虚假的温暖似乎正在让债权人变得心软。就在不久前，这些人还希望警探在霍姆斯走进办公室的那一瞬间就逮捕他，现在他们却想要探讨接下来该怎么做。

张伯伦让霍姆斯在隔壁房间等消息。

霍姆斯照做了，他平静地等待着。

随着会议的继续（而且形势变得激烈起来），那位一开始建议接受霍姆斯贷款的律师假装要喝水，出了张伯伦的房间，走到了霍姆斯等待的房间里。他和霍姆斯交谈了几句。没有人清楚接下来具体发生了什么。张伯伦后来声称，这位律师因为自己的提议被否决而怒不可遏，于是向霍姆斯走漏了消息，告诉他债权人开始倾向于逮捕他。也可能霍姆斯仅仅是给了这位律师一些钱来收买消息，或者施展了自己虚假的温暖和含泪的悔恨，引诱律师透露了债权人渐渐达成的共识。

律师回到了会议上，而霍姆斯偷偷溜走了。

很快，霍姆斯就启程前往得克萨斯的沃斯堡，想更加妥善地处理米妮·威廉姆斯的地产。他已经有了计划。他打算卖掉一部分，然后在剩余的地皮上建一栋三层的房子，和恩格尔伍德的那栋一模一样。与此同时，他会利用这片土地来获得贷款和流通的票据。他期待过上富有而满意的生活，至少在去往下一个城市之前是这样。他带上了助手本杰明·皮特泽尔，以及他的新未婚妻——娇小美丽的乔治安娜·约克小姐。就在离开芝加哥前，霍姆斯获得了一张人寿保险单——它从费城的富达互惠人寿保险公司购得，为皮特泽尔投了一万美元的人寿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