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活动的功效与用途，在这里狭义地理解为情报搜集和分析，取决在何种程度上有助于国家、部门和军方的决策者，以及有助于那些具体执行和实施决策者的政策和决定的人们。就这一点而言，有两个问题：情报以何种方式有助于这些人，哪些属性决定情报的有用性？

关于第一个问题，情报可以在五个极为重要的领域对国家决策者发挥作用：政策制定、计划、处理危机局势（范围从谈判到战争）、预警和监控条约遵守情况。国家政策制定者，在履行其政策制定职责过程中，确定外交、国防和国际经济政策的基本主要原则，对重要事项决定特殊行动。洛克菲勒委员会1975年的报告，就情报需求进行了归纳：“情报是为政策制定者们搜集的信息，为他们阐明解释可选择范围，以使他们进行判断。精准的情报未必导致英明的决策选择。但是，如果没有过硬的情报，国家政策的决策与行动绝不可能有效地应对现实情况和体现国家利益，也不可能充分有效保护国家安全。”

情报信息对政策的决策以及指导行动方案方面具有重要意义，除此之外，它对计划决策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某些计划决策可能涉及新武器的开发和部署。美国空军某项规定指出：“及时、准确和详尽的情报，是确立需求、制定与启动‘研究、开发、测试和评估’（RDT&E——Research, Development, Test&Evaluation）项目的关键要素，也是保持继续这一周期性努力的关键要素。”海军最新一项指示这样表述：“情报信息是我们了解外国武器和信息技术系统能力对我们构成现有和潜在威胁的关键，因而，是美国系统开发和决策过程不可或缺的。”

1968年曾发生过一起事故，足以说明情报信息在武器开发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当时，美国海军监测到苏联一艘最古老级别的核潜艇，以时速超过34英里迅速行进，而且显然还具备提速的动力。这个速度显然已超过中央情报局以前对此级别潜艇的估计速度，致使中央情报局下令对苏联潜艇速度进行重新全面估算。重新修正过的估计速度，刺激了美国海军启动其历史上最大项目——SSN 688级攻击潜艇的制造生产。

与此同时，情报信息还使美国避免了不必要的研发和方案部署，由此节省了大笔经费。中央情报局拥有的几个重要的人力情报资源提供的情报信息，包括彼得·波波夫（Peter Popov）、阿道夫·托尔卡切夫（Adolf G.Tolkachev）和德米特里·波利亚科夫（Dmitri Polyakov），为美国政府节省了数十亿美元的研究与开发经费。中央情报局两名前官员曾经写道，托尔卡切夫“早在苏联军用武器部署使用之前就提供了详细的情报，所以，提前通过技术手段获得了有关武器系统的信息。这些信息改变了我们自己的一些研发方向，因此为美国政府节省了数十亿美元的经费”。不仅如此，美国首个成功的照相侦察卫星系统，代号为“日冕”（CORONA），所获得信息消除了“导弹差距”引起的恐惧，从而使美国政府得以部署低空战略导弹，否则根本不可能完成。随后的系统，代号HEXAGON，在与苏联的军备控制协定谈判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为美国在战略武器系统开发支出设定了上限。

另一类计划决策涉及战争计划的制定。伊拉克入侵科威特（1990年8月）与“沙漠风暴”行动（1991年1月）开始之间的数月，美国搜集了有关伊拉克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计划、电网设施、弹道导弹、空中防御系统、地面武装和空中武装力量等大量情报信息。获得的数据，使这场战争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完全以最新情报信息为基础。同样，美国1999年制定攻击塞尔维亚目标计划时，需要搜集和评估空中防御力量的情报信息。2001年准备入侵阿富汗和2003年入侵伊拉克以及2011年5月在巴基斯坦猎杀本·拉登行动时，都付出了巨大的情报搜集和分析努力。

基于情报信息支持的其他决策，包括对外援助的终止和恢复、贸易制裁和禁运的实施，以及涉及核武器或弹道导弹扩散相关交易的封锁。情报可以让决策者清楚地了解采取此类行动可能取得的效果，包括目标制裁国家的反应等。因此，当年卡特政府决定按照预定计划向沙特阿位伯出售飞机，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情报显示，如果美国退出这笔交易，沙特阿拉伯将直接从法国购买飞机。

美国之所采取一系列行动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能力，正是根据所获的相关情报信息。1992年，美国，基于情报显示伊朗“值得可疑的采购模式”，进而先发制人，买进伊朗可能用来启动核武器生产的相关设备。阿根廷终止了与伊朗的部分销售计划，因为，美国政府担心，销售计划中所涉及的设备，可使伊朗具备将天然铀加工转化为初级高浓缩铀的能力。以类似的方法，美国政府成功地游说中国政府终止向伊朗出售一部大型核反应堆的计划，因为，该反应堆销售中还包括提供浓缩燃料，并允许伊朗进行与核燃料循环相关的研究。

1998年1月，美国截获伊朗一名高官与北京一名中层官员之间的通信联络显示，伊朗正在谈判某种化学品的“永久性供应”，这种化学品可被用来将自然分解铀转化为高浓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