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明代书院的新发展 第四节 东林书院和明末书院遭禁

明代后期的书院以徽州、江右、关中、无锡四处为最盛,其中无锡的东林书院更为著名。据说当时人们不知各地有书院,只知有东林,所有书院都被称为东林。


江苏东林书院石牌坊(选自李国钧主编《中国书院史》)

东林书院原是程颐的门人杨时讲学的地方。明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顾宪成就其地建东林书院,与高攀龙等就此讲学。据记载:东林书院,也称龟山书院,在无锡县城东南隅。当顾宪成、高攀龙讲学时,岁两大会,月一小会,各三日,一切仿效白鹿洞书院学规,“远近名贤,同声相应,天下学者,咸以东林为归”。

东林书院所形成的东林学派,基本上是以程朱理学为宗,反对王学末流的放诞、任性,不务实学,无所归宿的陋习,主张人人提倡气节,个个讲求实学。“相与共图兴复”,“以崇先哲之懿范”,“坐收濂洛关闽之胜”。顾宪成亲自制订了《东林会约》,明确提出“饬四要、破二惑、崇九益、屏九损”。

“四要”为:知本、立志、尊经、审几。

“二惑”为:不当惑而惑、不必惑而惑。

“九益”指讲学有九大好处,如:以道义相切磋,使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广见博闻,预筹未来,起旧图新。

“九损”是指人们讲学、治学中所常犯的毛病,提醒学者多加警惕,竭力避免,如:比昵狎玩,党同伐异,假公行私,评议是非,谈论琐怪,文过饰非,多言人过,执事争端,道听途说。

东林书院闻名于当时,不仅因为其学术主张切中时弊,更重要的是它把学术活动同政治斗争密切结合在一起。积极参与当时的政治活动,扩大了书院的影响,提高了社会地位,也招来了反对者的忌恨。据《明史·顾宪成传》记载:“当是时,士大夫抱道忤时者,率退处林野,闻风向附,学舍至不能容……其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由是东林名大著,而忌者也多。”

“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是东林书院树立的新学风,东林书院不仅是一个教育组织,学术组织,而且成了一个舆论中心,政治活动中心。所以,当时凡是与东林书院有关系和有来往的人物,都被指控为“东林党”,后来,甚至与东林书院全无关联,只是与当权者意见不一,也被视为“东林党”,而遭受迫害,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东林学案》中说:“东林讲学者不过数人耳,其为讲院亦不过一郡之内耳,……凡一议之正,一人之不随流俗者,无不谓之东林。若是乎东林榜标,遍于域中,延于数世。东林何不幸而有是也,东林何幸而有是也。”

正因为东林书院坚持“讽议朝政,裁量人物”的学风,遂招致一些当权者的忌恨。天启年间(公元1621—1627年),宦官魏忠贤专权,政治腐败,屡兴冤狱,制造东林党案,杀戮左光斗等,遂殃及东林书院,进而魏忠贤更视所有书院都与东林为同党,一律严令禁毁。史称:天启五年八月“拆毁天下书院,首及东林”,天启六年,“御史徐复阳请毁讲学书院,以绝党根。”(《明史·熹宗本纪》)

东林书院遭受禁毁,已是明末第四次禁毁书院。早在嘉靖十六年和十七年(公元1537、1538年),正当书院蓬勃发展之时,御史游居敬上疏,指斥南京吏部尚书湛若水,倡其邪学,广收无赖,私创书院。建议禁毁其所创书院,以正人心。次年,吏部尚书许赞再次提出:“抚按司府多建书院,聚生徒,供亿科扰,亟宜撤毁。”朝廷准其奏,令拆毁书院。

嘉靖十六年、十七年,连续两次禁毁书院,均因当时在朝执政者多尊朱学,而反对王、湛之学,遂对王、湛等广建书院,聚徒讲学,怀恨在心,妄加罪名,严令禁毁,开启了以政治手段压制学术发展的恶例。

明末第三次禁毁书院,是在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张居正执政时。《明史》称:“七年春正月戊辰,诏毁天下书院。”《明纪》记载稍详:“七年正月戊辰,诏毁天下书院,自应天府以下,凡六十四处,尽改为公廨。”《明通鉴》更说明了禁毁的缘由。“七年春正月戊辰,诏毁天下书院。先是原任常州知府施观民,以科敛民财,私创书院,坐罪褫〔si思〕职。而是时士大夫竞讲学,张居正特恶之,尽改各省书院为公廨,凡先后毁应天等府书院六十四处。”张居正禁毁书院的主要目的是整顿和强化思想控制。他在《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中说得十分明白:“圣贤以经术垂训,国家以经术作人。若能体认经书,便是讲明学问,何必又别标门户,聚党空谈。今后各提学官,督率教官生儒,务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着实讲求,躬行实践,以应他日之用,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党徒,及号召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张居正在《答南司成屠平石论为学书》中说得更加明白:“夫昔之为同志者(指当时在书院讲授理学者)仆亦尝周旋其间,听其议论矣。然窥其微处,则皆以聚党贾誉,行径捷举。所称道德之说,虚而无当。庄子所谓其嗌言者若哇,佛氏所谓虾蟆禅耳。而其徒侣众盛,导趋为事。大者撼摇朝廷,(爽字去爻换女)乱名实,小者匿蔽丑秽,趋利逃名。”“群聚党徒”,“空谈废业”,“徒侣众盛,导趋为事”,是给书院妄加的罪名,“科敛民财”更是一个借口,实在原因是担心书院讲学会“撼摇朝廷,(爽字去爻换女)乱名实”。

第四次禁毁书院,即魏忠贤制造的禁毁东林书院,扩及全国书院,更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

明代书院由明初的多年沉寂到明中期的空前兴盛,又到明末的连续遭受禁毁,这种忽衰忽盛的曲折历程,正好说明封建社会后期统治者政局不稳,已潜伏着深层的危机,很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