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唐宋时期中西文化的交融 第七节 指南针与印刷术的西传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中国古代科技的几项伟大发明的西传。

首先,是指南针的西传。至晚在公元前3世纪,中国已发现了磁石的吸铁功能。公元1世纪初,王充在《论衡》中指出了磁石的指极特性,发明了“司南”。宋代沈括在《梦溪笔谈》的记载中,已记述了四种试验,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应用指南针。其中的水浮法,用磁针横贯灯芯草浮在水上,最早使用在航运业中。沈括的亲戚朱彧,在《萍洲可谈》中追记了其父十一、十二世纪之交时在广州见到的中国海船:“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这是指南针应用在航海上的首次记录。公元1123年,徐兢奉使高丽,也见到使用指南针,“惟视星斗前迈,若晦冥则用指南浮针以揆南北”。《诸蕃志》记载出入泉州的海舶,已有这样的评述:“舟舶来往,惟以指南针为则,昼夜守视惟谨,毫厘之差,生死系矣!”公元九、十世纪以后,中国商船经常出没于波斯湾和阿拉伯海上。最早在航海中使用指南针的中国海员,在与自己的波斯、阿拉伯同行的交往中,将这一先进技术传播出去。有的中国海舶上甚至雇佣了阿拉伯等地的船长和水手,他们学习指南针技术就更直接、更便利。因而阿拉伯海员很快就掌握了航海罗盘导航的技术。波斯语和阿拉伯语中表示罗针方位的词:“Khann”,就是闽南话中罗针所示方向的“针”字。

航海罗盘的导航技术,在12世纪传入地中海,被意大利商船所采用。不久,英、法等水手也利用罗盘导航。英法等西欧民族,习于航海,对罗盘导航的兴趣极为浓厚。就现在所知,除中国以外,有关罗盘的记载,最早并非见于波斯和阿拉伯文献,而是英、法文献。1195年,英国的亚历山大·内卡姆在《论物质的本性》这部著作中,在欧洲首次论述了浮针导航技术。他提到的航海指南针最初也是用在阴沉的白天或黑暗的夜间,分辨航向。办法是用磁化的铁针或钢针,穿进麦管,浮在水面,用来指明北方。可见,最初传到欧洲的指南针,正是沈括所记述的水浮法的磁针。1205年左右,法国人乔奥·普罗旺斯提到罗盘。1219年,另一个法国人詹姆士·特维里,也提到东方的这种颇具实用价值的新发明。康丁普里的汤姆斯百科全书中也有一条浮针罗盘的记载。波斯人穆罕默德·奥菲编写的《故事大全》,讲述磁性的指南鱼,已是1230年左右的事。13世纪下半叶的一位阿拉伯作家记述说,当他乘船前往亚历山大港时,看见海员们借助磁针辨别方向,磁针一般是用木片或锡箔托浮在水面上。他还听海员们介绍说:航行在印度洋上的船长们不用这种木片托浮的指南针,而是用中空的磁铁制作一种磁鱼。磁鱼被投入水中之后浮在水面,头尾分别指示北方和南方。显然,这也是中国指南针西传的早期记载之一。指南针的传入欧洲,为欧洲日后的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提供了必要的技术前提。

同指南针一样重要的,是印刷术的西传。大约在隋唐之际,我国发明了雕版印刷术。公元7世纪40年代,玄奘大师印制普贤像,每年印数在万张以上。从9世纪开始,我国民间印书的风气渐开。著名诗人白居易等人的诗集,都在扬州、越州刊印。现在最早的印本书籍,就是868年王玠刻印的《金刚经》。

中国的雕版印刷品,自然引起了来华的波斯、阿拉伯等地人士的注意。这种先进的技术遂迅速西传。1880年在埃及法雍地区出土的大量纸张等文物中,发现了50件不同时期的阿拉伯文印刷品。经鉴定,这些印刷品的时间分属10世纪至14世纪。最早的一件,约在900年左右印制,内容是《古兰经》三十四章第一至第六节。所有上述印刷品都是伊斯兰教祈祷文或《古兰经》经文等。从外观上就可看出,这些印刷品同中国内地与新疆土鲁番出土的印刷品极为类似。本世纪50年代,在法雍又发现了30块镌刻阿拉伯文的木板。这些出土的木板,同中国的雕版完全相仿,连印刷的方法也同中国一样,在铺平的纸上使用刷帚蘸上油墨轻轻刷印,印成白底黑字或黑底白字,个别的甚至用红墨印刷。

在印刷术的西传中,阿拉伯人只是起了某种重要的中介作用。15世纪中叶以后,欧洲出现了最早的雕版书籍。威尼斯在15世纪下半叶成了欧洲的印刷中心,除印刷纸牌、圣像等小件印刷品外,也出版了许多的书籍。第一部用雕版印刷的阿拉伯文书籍便是在威尼斯印制的。1485年到1499年在威尼斯从事印刷出版业的亚历山大·帕格尼尼神父,主持出版了阿拉伯文的《古兰经》,流传到穆斯林世界各地。这部阿拉伯文书籍,完全像中国书籍一样,每页只印一面,用的是烟炱〔tai抬〕和胶水溶成的一种棕黄色油墨。非洲的基督徒也到意大利去印刷他们的经典。埃塞俄比亚的基督徒在罗马筹划出版《圣经》,并于1513年印制了《旧约》中的《诗篇》,1548年至1549年又印刷了《新约》。

北宋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完成了印刷技术上的一次飞跃,对世界文化作出了又一重大贡献。中国印刷术的西传欧洲,对于日后欧洲文艺复兴和资产阶级启蒙等文化活动,具有极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