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南宋大诗人杨万里，我们就会想起他笔下脍炙人口、充满乡野气息的“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于是我们就想当然地在脑海中把他描绘成一位陶渊明一样的乡间隐士，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虽然杨万里晚年确实选择了辞官隐居，归去来兮，但从其一生经历来看，他绝对不是一位只爱写诗饮酒的宋代陶渊明。

力主抗金

公元1127年正是北宋被金灭亡、南宋刚刚偏安的多事之秋，杨万里恰好在这一年出生于江西吉州（今江西省吉水县），而他成年后的政治立场好像在他刚刚来到这个世界时就已经埋下了伏笔。

南宋绍兴二十四年，二十七岁的杨万里得中进士，走上仕途。

杨万里先被任命为赣州司户，后又调到永州零陵县作县丞，在这里他遇见了对他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人——南宋名相、抗金统帅张浚。此处需要说明的是，南宋有一个张浚，还有一个张俊，前者一直是主战派，而且是岳飞、韩世忠的伯乐，后者则先主战后主和，最终和奸相秦桧狼狈为奸杀害了岳飞。

当时，张浚正因为受到主和派的排挤在永州谪居。满怀爱国之情的杨万里有幸拜见了自己一直仰慕崇敬的抗金统帅，并且成了他的学生，多受其勉励与教诲。他以“诚斋”作为笔名，就是为了铭记老师的“正心诚意”之教。

杨万里不仅有着爱国抗金的满腔热情，而且胸中藏着安邦御侮的完整方略。

公元1167年春，为父亲守孝三年期满的杨万里来到京城临安，等待朝廷新的任命。在此期间，他先后拜见了副枢密使陈俊卿和枢密使虞允文（也是抗金名将），上政论《千虑策》。《千虑策》分“君道”、“国势”、“治原”、“人才”、“论相”、“论将”、“论兵”、“驭吏”、“选法”、“刑法”、“冗官”、“民政”等共30篇，深刻总结了“靖康之难”以来的历史教训，大胆批评了朝廷的腐败无能，提出了一整套振兴国家的方针策略，充分显示了杨万里的政治才能。虞允文读后赞叹说：“东南乃有此人物！某初除，合荐两人，当以此人为首。”

杨万里一生力主抗战，始终反对屈膝议和。在进奏皇帝的许多“书”、“策”、“札子”中，他一再痛陈国家利病，力排投降之误，爱国之情溢于言表。面对中原沦丧，江山半璧的局面，他坚决抨击投降派提出的放弃两淮、退保长江的误国建议，直率地告诫孝宗皇帝要时刻不忘备敌谋敌，御敌制胜。

杨万里对抗金事业一片忠诚，念念不忘，所以他对他的老师、抗金统帅张浚一直充满着崇敬景仰之情。

1188年三月，宋孝宗采纳翰林学士洪迈（就是《容斋随笔》的作者）的建议，以吕颐浩（南宋初期有争议的丞相）等人配飨高宗庙祀，也就是和先皇一起接受皇帝臣民的祭祀，杨万里力争主战名将张浚才应该享有这样的光荣待遇，批评洪迈忠奸不分，“指鹿为马”，孝宗皇帝听到这个成语不由大怒，因为他觉得杨万里说洪迈“指鹿为马”就是骂他是昏庸糊涂的秦二世，于是大吼一声：“万里以朕为何如主？”把大诗人从太子身边（当时杨万里在尚书省当部长，并兼任东宫侍读）赶到偏远的绢州（今江西高安)去了。直到孝宗把皇位禅让给太子，也就是宋光宗，作为前太子老师的杨万里才重新回到京城。

为民请命

杨万里对国家有着一颗赤子之心，对百姓则爱民如子，一直在努力践行着“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伟大志向。

公元1170年，杨万里升任奉新县知县时，正好碰上大旱之灾，百姓生活十分困苦。杨万里见牢中关满交不起租税的贫苦百姓，府库却依然空空荡荡，深知是衙役吏员们在中间多有盘剥，他立即下令释放牢里的所有“囚犯”，并严禁逮捕、鞭打百姓，然后发给每家每户一纸通知，减少税额，放宽期限。百姓们纷纷主动前来交租纳税，不到一个月，所欠租税就全部交清了。

虽然杨万里在奉新县的任职时间只有半年，但却凭借其不扰民的政治理念取得了不少的治绩，获得了百姓的赞扬。

杨万里看重人民，同情人民，将国家命运寄托在人民身上，指出官吏敲骨吸髓、压榨人民势必激起人民的愤怒、仇恨和反抗。因此他在为官期间一直坚持不扰百姓、不贪财物的原则，并且提醒皇帝“节财用、薄赋敛、结民心，民富而后邦宁，兴国之计，就在于此”。

杨万里为人清直，个性刚正，指摘时弊，无所顾忌，为民请命，敢作敢为，因而始终不被重用，但他对此并不在意，因为在他内心的天平上，为民造福远远高于高官显位。

事实上，杨万里视仕宦富贵如敝履，随时准备弃掉。在作京宫时，他就预先准备好了由杭州回家的盘缠路费，锁于箱中，藏于卧室，又告诫家人不许买一物，以免一旦离职回乡行李累赘。这样一位高风亮节、不恋富贵的“日日若促装”待发者，和那些蝇营狗苟以求升官、整日患得患失之辈形成了鲜明对照。

杨万里从江东转运副使职上离任时，应有“余钱万缉”，他“全弃之于官库，一文不取而归”，真可谓两袖清风。退休后他隐于故乡南溪之上，所居之处只是几间能避风遮雨的老屋而已，当时的诗人徐矶情不自禁地写诗称赞他“清得门如水，贫惟带有金”。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