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让年轻的心没有阴霾——不要为打翻的牛奶哭泣 接受不可避免的事实

对必然的事轻快地承受,就像杨柳承受风雨,水接受一切容器,我们也要承受一切事实。

在我小时候的一天,我和几个伙伴一起在北密苏里州一栋荒废的老木屋的阁楼上玩耍。从阁楼爬下来的时候,我先在窗栏上站了一会儿,然后往下跳。我左手的食指当时带着一个戒指。就在我跳下去的时候,那个戒指勾住了一颗铁钉,结果我的整根手指都被拉断了。

我吓坏了,立即尖叫了起来,以为自己必死无疑,可是我的手好了之后,我再也没有为这件事烦恼过。烦恼又有什么用呢?我接受了这个已经无可回避的事实。我现在根本不会想到我的左手只有三个手指头和一个大拇指。

几年前,我碰到了一个在纽约市中心一家办公大楼中开运货电梯的人。我注意到他的整个左手都没有了。我问他缺了那只手是否觉得难过,他说:“噢,不会,我根本就不会想到它。只有在穿针的时候,我才会想起这件事情。”

如果有必要,我们差不多都能接受任何一种情况,使自己适应它,然后完全忘了它。

我经常想到刻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一座15世纪老教堂废墟上的一行字:“事实就是这样,而不是别样。”

在漫长的岁月里,我们难免会遇到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如果它们既是这样,就不可能再是别样的了。当然,我们也可以有所选择:我们可以把它们当做不可避免的情况而加以接受,并且适应它;否则我们只有用忧虑来摧毁我们的生活,甚至最后弄得精神崩溃。

我最喜欢的哲学家威廉·詹姆斯曾给过我们这样的忠告:“要乐于承认事情就是这样的情况。”他说,“能够接受发生的事实,就是能克服随之而来的任何不幸的第一步。”住在俄勒冈州波特兰的伊丽莎白·康黎,却是经过很多困难才学到这一道理的。下面是一封她最近写给我的信:

“就在美国庆祝陆军在北非获胜的那一天,我接到了一封电报,是由国防部送来的,电报上说,我的侄儿——我最爱的一个人——在战场上失踪了。过了不久,又有一封电报说他已经死了。

“我伤心极了。在那件事发生以前,我一直觉得命运对我很好,我有一份理想的工作,努力将这个侄儿抚养成人。在我眼里,我的侄儿代表了年轻人美好的一切。我觉得我以前的努力,现在都得到了很好的回报……然后却来了这通电报,我整个的世界都被无情地粉碎了,觉得再活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了。我开始忽视我的工作,忽视我的朋友,我抛开了一切,既冷漠又怨恨。为什么我最爱的侄儿会死?为什么这么好的孩子——还没有开始他的生活——却要让他死在战场上?我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我悲伤过度,决定放弃工作,离开家乡,让泪水和悔恨把自己淹没。

“就在我清理桌子,做着辞职准备的时候,我突然看到了一封我早已经忘了的信。这封信是我这个已经死了的侄儿给我写的。几年前,我母亲去世的时候,他给我写了这封信:‘当然,我们都会想念她的,’那封信上说:‘尤其是你。但是我知道你一定能挺过去的——以你个人对人生的看法,你就能挺得过去。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你教给我的那些美丽的真理:不论在哪里,也不论我们离得有多远,我永远都会记得你教我要微笑,要像一个男子汉,要勇于承受一切已经发生的事情。’

“我反复读着那封信,觉得他似乎就在我的身边,正在对我说话。他好像对我说:‘你为什么不照你教给我的办法去做呢?坚强些,挺下去,不论发生什么事情,把你个人的悲伤掩藏在微笑之下,继续活下去。’

“于是,我再度回去工作,不再对人冷淡无礼。我一再告诫自己说:‘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我没有能力去改变它,不过我能够像他所希望的那样继续活下去。’我将所有的思想和精力都花在了工作上,我给前方的士兵写信——他们是别人的儿子;晚上,我又参加了成人教育班。我想找出新的兴趣,结交新的朋友。我几乎不敢相信发生在我身上的各种新的变化。我不再为已经发生而且永远过去的事情悲伤,现在我每天的生活都充满了快乐——就像我的侄儿要我做到的那样。”

伊丽莎白·康黎掌握了我们所有人迟早都要学到的道理,就是我们必须接受和适应那些无法回避的事情。这一课可不是很容易学会的。就连那些高高在上的国家元首,也常常会提醒他们自己必须这样做。例如,已故的乔治五世在白金汉宫的宫殿墙上挂有下面这一句话:“我不要为月亮哭泣,也不要因事而后悔。”叔本华则以下面的话表达了同样的想法:“能够顺从,就是你在踏上人生旅途的最重要的一件事。”

很显然,环境本身并不能使我们快乐或不快乐,只有我们对周围环境的反应才能决定我们的感受。

在必要的时候,我们都能忍受得住灾难和悲剧,甚至要战胜它们。也许我们会认为自己办不到,但事实上,我们内在的力量却坚强得惊人,只要我们肯加以利用,它就能帮助我们克服所有困难。

已故的布斯·塔金顿总是这样说:“人生加诸我身上的任何事情,我都能承受,但除了一样:那就是失明。那是我永远也无法忍受的。”

但是这种不幸偏偏降临了,在他60多岁的时候,他低头看地上的地毯,色彩整个是模糊的,他无法看清楚地毯的花纹。他去找了一个眼科专家,证实了那不幸的事实:他的视力在减退,有一只眼睛几乎全瞎了,另一只也好不了多少。他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在他身上发生了。

塔金顿对这种“无法忍受”的灾难有什么反应呢?他是不是觉得“这下完了,我这一辈子到这里就完了”呢?没有,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还能觉得非常开心,甚至于还能运用他的幽默。以前,浮动的“黑斑”令他很难过,它们时时在他眼前游过,遮断他的视线,可是现在,他却会在那些最大的黑斑从他眼前晃过的时候说:“嘿,又是老黑斑爷爷来了,不知道今天这么好的天气,它要到哪里去。”

当塔金顿完全失明以后,他说:“我发现我能承受视力的丧失,就像一个人能承受别的事情一样。哪怕是我五种感官全丧失了,我知道我还能够继续生存在我的思想里,因为我们只有在思想里才能够看,只有在思想里才能够生活,无论我们是否清楚这一点。”

为了恢复视力,塔金顿在一年之内接受了12次手术,为他动手术的是当地的眼科医生。他有没有害怕呢?没有,他知道这都是必要的,他知道他没有办法逃避,所以唯一能减轻他痛苦的办法,就是勇敢地去接受它。他拒绝在医院里用私人病房,而住进大病房里,和其他的病人在一起。他试着去使大家开心,而在他必须接受好几次的手术时——而且他很清楚地知道在他眼睛里动了些什么手术——他总是尽力让自己去想他是多么的幸运。“多么好啊,”他说,“多么妙啊,现在科学的发展已经有了这种技巧,能够为像人的眼睛这么纤细的东西动手术了。”

一般人如果经历12次以上的手术和长期黑暗中的生活,恐怕都会变成神经质了。可是塔金顿却说:“我可不愿意把这次经历拿去换一些更开心的事情。”这件事教会他如何接受灾难,使他了解到生命带给他的没有一样是他的能力所不及而不能忍受的;这件事也使他领悟了富尔顿所说的“失明并不令人难过,难过的是你不能忍受失明”这句话的道理。

相反,如果我们因此而退缩,或者是加以反抗,或者是为它难过,我们也不可能改变那些已经发生的不可避免的事实。但是我们可以改变自己,我知道,因为我就亲身试过。

有一次,我拒绝接受我所遇到的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我做了一件傻事,想反抗它,结果我失眠了好几夜并且痛苦不堪。我开始让自己想起所有那些我不愿意想的事情,经过这样一年的自我虐待,我终于接受了这些不可能改变的事实。

我在好几年前,就吟出惠特曼的诗句:

咦,要像树和动物一样,

去面对黑暗、暴风雨、饥饿、愚弄、意外和挫折。

我干了12年放牛的工作,从来没有看到哪一头母牛因为草地缺水而干枯,或者天气太冷,或者是哪头公牛追上了别的母牛而大为光火过。动物都能很平静地面对夜晚、暴风雨和饥饿。所以它们从来不会精神崩溃或者是胃溃疡,它们也从来不会发疯。

这是不是说,在碰到任何挫折的时候,都应该低声下气,俯首帖耳呢?不,绝对不是这样,那样就成为宿命论者了。不论在哪一种情况下,只要还有一点挽救的机会,我们都要全力以赴;可是当普通常识告诉我们,事情是不可避免的——也不可能再有任何转机——那么,为了保持我们的理智,我们就不要“左顾右盼,无事自忧”了。

哥伦比亚大学已故的霍基斯院长曾告诉我,他为自己写了一首打油诗作他的座右铭:

天下疾病多,数都数不清,

有些可以救,有的难治好。

如果有希望,就应把药找,

要是没法治,干脆就忘了。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曾经访问过美国许多有名的商人。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他们大多数人都能接受那些不可避免的事实而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如果他们不能这样做的话,他们就会在巨大的压力之下被压垮。下面就是几个很好的例子:

创设了遍及全国的潘氏连锁商店的潘尼告诉我:“就算我所有的钱都赔光了,我也不会忧虑,因为我看不出忧虑可以让我得到什么。我会全力以赴争取做好自己的工作,无论结果如何我都欣然接受。”

亨利·福特也告诉我一句类似的话。“碰到我没办法处理的事情,”他说,“我就让他们自己去解决。”

当我问克莱斯勒公司的总经理凯勒先生,他是如何避免忧虑的时候,他回答说:“要是我碰到很棘手的情况,凡是想得出办法解决的,我都努力去做。要是我不能解决的,我就干脆把它撇开。我从来不替未来担心,因为没有人能够知道未来将发生什么事情,影响未来的因素太多了,也没有人能说清楚这些影响都从何而来。既然这样,何必为它们担心呢?”如果你说凯勒是个哲学家,他一定会觉得有些不好接受,他只是一个很好的商人。可是他的意思,正和19世纪以前,罗马的大哲学家依匹托塔士的理论相似。“快乐之道无他,就是不要去忧虑我们的意志力所不能及的事情。”

莎拉·班哈特可以说是最懂得如何适应那些不可避免的事情的女性了。50年来,她一直是四大州剧院里独一无二的“皇后”,是最受全世界观众喜爱的一位女演员。可是后来,在她71岁那一年破产了,所有的钱都损失了,而她的医生、巴黎的波基教授还告诉她必须把腿锯掉。

事情是这样的:她在横渡大西洋时遭遇了暴风雨,滑倒在甲板上,腿受了重伤,染上了静脉炎和腿痉挛。那种剧烈的痛苦,使医生觉得她的腿必须锯掉。这位医生有点怕去把这个消息告诉脾气很坏的莎拉。因为他认为这个可怕的消息一定会令莎拉非常恼火。可是他错了,莎拉只是看了他一阵子,然后很平静地说:“如果真的非这样不可的话,也只好这样了。”这就是命运。

她被推进手术室的时候,她的儿子站在一边忍不住哭泣。她却朝他挥了挥手,面带微笑地说:“不要走开,我马上就会回来的。”

在去手术室的路上,莎拉一直在背她演出过的一场戏中的一句台词。有人问她这样是不是为了给自己鼓气,她却说:“不是,我是想让医生和护士们高兴,他们都承受着很大的压力。”

当手术完成,恢复健康之后,莎拉又继续环游世界,她的观众又为她着迷了7年。

爱尔西·麦克密克在《读者文摘》的一篇文章里说:“当我们不再反抗那些不可避免的事实之后,我们就可以节省精力,创造更丰富的生活。”

任何人都不会有足够的情感和精力来抗拒不可避免的事实,同时又创造新的生活。你只能在两者之间选其一:你可以在生活中发生的不可避免的暴风雨之下弯腰曲身,或者你可以抗拒它们而被摧毁。

我在密苏里州自己的农场上就看到过这样的情景。当时,我在农场种了几十棵树,起先它们长得非常快,后来一阵冰雹下来,每一根细小的树枝上都堆满了一层厚重的冰。这些树枝在重压下并没有顺从地弯下来,却很骄傲地硬挺着,最后在沉重的压力下折断了——然后不得不被毁掉。它们不像北方的树木那样聪明。我曾经在加拿大看到过长达好几百英里的常青树林,从来没有看见一棵柏树或是一株松树被冰或冰雹压垮。这些常青树知道怎么去顺从,怎么弯垂下它们的枝条,怎么适应那些不可避免的情况。

日本的柔道大师教他们的学生“要像杨柳一样的柔顺,不要像橡树一样的直挺。”

你知道汽车的轮胎为什么能在路上支持那么久,忍受得了那么多的颠簸吗?最初,有的人想要制造一种轮胎,能够抗拒路上的颠簸,结果轮胎不久就被压成了碎块。后来他们做出一种轮胎来,可以吸收路上所碰到的各种压力,这样的轮胎可以“接受一切”。如果我们在多难的人生旅途上,也能承受所有的挫折和颠簸的话,我们就能够活得更长久,并能享受更顺利的旅程。

如果我们不顺服,而是反抗生命中所遇到的各种挫折,那我们会碰到什么样的事情呢?答案非常简单:我们就会产生一连串内在的矛盾——忧虑、紧张,并且急躁而神经质。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抛弃现实世界的各种不快,退缩到一个我们自己织造而成的梦幻世界中,那么我们就会精神错乱心神失调了。

战时,无数内心充满恐惧的士兵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接受那些不可避免的事实,要么在压力之下精神崩溃。让我们举个例子,说的是威廉·卡赛流斯的事。下面就是他在纽约成人教育班上所说的一个得奖的故事:

“我加入海岸防卫队之后不久,就被派到大西洋这边最可怕一个的单位。他们让我管炸药。想想看,我不过是一个卖小饼干的店员,现在居然成了管炸药的人!光是想到站在这千万吨的TNT顶上,就会让我吓得连骨髓都冻住了。我只接受了两天的训练,而我所学到的那些知识更让我内心充满了恐惧。

“我永远也忘不了我第一次奉命执行任务的情形。那天又黑又冷,还弥漫着浓雾,我奉命到新泽西州的卡文角露码头。我负责船上的第五号舱,和五个码头工人一起工作。他们身强力壮,可是对炸药却一无所知。他们正将重2000~4000磅的炸弹往船上装,每一个炸弹都包含1吨TNT,足够把那条旧船炸得粉碎。我们用两条铁索把炸弹吊到船上,我不停地对自己说:万一有一条铁索滑溜了,或者是断了,噢,我的天呀!我可真是害怕极了。我浑身颤抖,嘴里发干,两条腿发软,心跳得几乎从胸中蹦出来。可是我不能跑开,那样做就是逃亡,不但我会丢脸,我的父母也会跟着丢脸,而且我可能因为逃亡而被枪毙。我不能跑,只能留下来。我一直看着那些码头工人毫不在乎地将那些炸弹搬来搬去,心里总是想着船随时都会被炸掉。

“在我担惊受怕、战战兢兢了一个多小时之后,我终于开始运用我的普通常识。我跟自己交谈,我说:‘你听着,就算你被炸死了,又怎么样?你反正也没有什么感觉了。这种死法倒痛快得很,总比死于癌症要好得多吧。不要做傻瓜,你不可能永远活着,这件工作不能不做,否则就要被枪毙,与其这样,你还不如做得开心些。’

“我这样对自己说了好长时间,然后觉得轻松了些。最后,我克服了忧虑和恐惧,让自己接受了那不可避免的事实。

“我永远也忘不了这段经历。现在,每当我要为一些不可能改变的事实而忧虑的时候,我就会耸耸肩膀说:‘忘了吧。’”好极了,让我们大声欢呼,为这位卖饼干的店员欢呼。“对必不可免的事,轻松地去承受。”这句话是在耶稣基督出生前399年说的。然而在今天这个充满忧虑的世界,人们比以往更需要这句话:“对必不可免的事,轻松地去承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