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休因法官有一个很特别的理论：在人的身体中，心灵位于靠近重心的某个地方。在我看来，这乃是佛家的一项信条。很长一段时间，我对这样的高论避之唯恐不及（就像人们尽可能避免卑劣之事一样），以免人家把我归到（哪怕是稍有此意）其他不同于公理会的任何信仰或教派。

但我注意到，每当我恐惧、高兴或者有其他诸如此类的情绪感受的时刻，我的胸口总是隐隐作痛，倒真的就像我身体系统的中心也就是我神经智力系统的中心，那些被聚焦于此的情绪感受，借助七扭八曲的信息通道，从身体的某个部位迅速传遍全身。

我曾经向梅休因法官说到过这一情状，他似乎颇为得意。“我的朋友，”他说，“你有一颗特别敏感的心灵，我恳请你善待之，它是书痴心灵的最佳典范。它敏捷的理解力，意味着能够对刹那间的印象和热情做出机警而敏锐的反映。你刚才对我讲的这些使我确信：你生来就注定要在收藏科学艺术书籍方面取得不俗的业绩。你不久就会变成秃子——没准会跟托马斯·霍布斯【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政治思想家，曾担任培根的秘书。其主要作品有《论公民》、《利维坦》等。】一样秃——因为警醒而活跃的头脑总是不能不秃。心灵和大脑的关联是如此紧密，是故，心灵的发育和运转所带来的损害，就是使得人类继承自野生动物（我们史前的祖先）的那些残留特征将进一步退化。”

由此可见，梅休因法官承认：秃头乃是智力和灵性的显著表征。他搜集了大量关于此类话题的文献，还答应科学院，准备就这方面的研究提交一篇论文，以论证脑壳上（尤其是其前额的高位区域和顶骨部分）头发的稀缺原是对人类兽性本能和习性的背离之表征，同时也是智力发育之明确显示。

这让我想起很久以前，梅休因法官曾着手编订一份人类社会历史中著名秃子的名单，这份名单不断增长，到现在它已经囊括了数千名人，涵盖了每一个行当和专业。荷马，苏格拉底，孔子，亚里斯多德，柏拉图，西塞罗，普林尼，米西奈斯，尤利乌斯·凯撒，贺拉斯，莎士比亚，培根，拿破仑·波拿巴，但丁，蒲伯，科伯，戈德史密斯，以色列·普特南，约翰·昆西·亚当斯，帕特里克·亨利——这些天才全是秃子。但其中最秃的是哲学家霍布斯，对于这位仁兄，尊敬的约翰·奥布里【约翰·奥布里（1626-1679）,英国文物家、作家，著有《短促的生命》等。】有过这样的记录：“他非常秃，却总是喜欢脑袋光光地坐在屋子里埋头研究，还说自己从未因为光头而带来感冒，不过最大的麻烦是让苍蝇们无法靠近，它们在这样的光头上实在难以立足。”

在所有我见过的拿破仑肖像和图画中，此人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是：一缕卷曲纠结的头发耷拉在他君王的前额上，使他的脸庞显得生动无比、招人喜欢。然而这是一种虚荣而可笑的做法。拿破仑早年就开始谢顶，这让他伤透脑筋，不得已而找到了一个克服此种变故的办法，这种用以改善自己外观的办法就是：让后脑勺上的那撮头发长到足够长，再绕过相当长的一段距离耷拉到前额上。此种巧妙的方法能正确地服务于他的下列目的：让他有许珀里翁那样的卷发，并因此获得年轻的自豪感。然而就连这样一撮头发，也没等到时间的摧毁，就过早地落光了。

至于我自己，我不清楚自己是否曾经也有过这样可笑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留光头是没有思想的习惯。非也，正相反，对这一智慧的标志，我一直尊重有加，并且，我也完全同意我的朋友梅休因法官的看法，这一悲伤的插曲被记录在第二章中。国王应该服务于这一光荣的目的，那就是向人类指出：秃头因为有神的赞许和保护而理应受到偏爱。

就我本人的情况而言，我把自己过早的谢顶归罪于我对书籍的热爱和沉迷导致了智力和灵性的增长。苏珊小姐（亦即本人的妹妹），则把它归因于另外的缘由。她声称，这当中首要的一条，盖因我有一种变态的躺读习惯也；其次，是由于我半夜吃威尔士家兔的习性。在我床的上方有一只煤气灯头，所以我的头完全挡住了灯的光线，这些灯光向下聚集并反射到我正在读的书上。

苏珊小姐坚持认为，这么强的光线和它散发的热度向我的脑袋发起进攻，头皮没法不干燥，而那些毛囊将因缺乏天然的营养而死亡。除此之外，她还认为：我总是在夜里十一点钟吃的威尔士家兔，也会在我的胃里繁殖有毒的蒸气和轻微的忧郁，这种情绪会顺其自然地一路上升至我的大脑，在里面引起发热，将脑壳里的流质蒸发殆尽，而这些流质正是与其接壤的颅外皮层上的毛细管健康生长所必需的。

好了，苏珊小姐的这一严正声明，正好给了我一个有力的论据，以捍卫我的习惯。试问，那些必然会造成发热的其他手段，比如伤风感冒、扁桃腺炎、哮喘以及其他多得数不清的祸根，何以就不会带来秃头呢？按照劳伦斯·斯特恩【劳伦斯·斯特恩（1713-1768），英国小说家，其著名作品有《项狄传》等。】的说法，同样是出于仁慈的天意，善待弱者亦正是为了防止秃头。要是我不曾爱上书，我胸膈中的心灵也就不会弄死我头皮上的毛细管，那可是我的猿类祖先的遗存，早先也曾在我的头皮上繁荣兴旺；要是我没有成为秃子，我的命运中也就不会有躺读之乐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