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这是个欢畅的节日早晨，十点钟，尼娜·费多罗芙娜穿一件棕色连衣裙，梳好头发，由人搀到客厅里来。她在客厅里走了一忽儿，在敞开的窗口站住，现出爽朗而天真的笑容，人们瞧着她就会想起当地一个酗酒的画家把她的脸叫做“笑脸儿”，想按照她来画一幅俄国谢肉节的画。所有的人，孩子也好，仆人也好，甚至她弟弟阿历克塞·费多雷奇和她本人也包括在内，都忽然生出信心，认为她一定会恢复健康。小姑娘们尖声笑着，追她们的舅舅，捉住他，于是家里便热闹起来了。

不断有外人来，探问她的病情，带来圣饼，说是今天几乎所有的教堂里都在为她作祷告。她在这个城里是慈善家，大家都喜爱她。她行善是异常随便的，就跟她弟弟阿历克塞·费多雷奇一样，他也是不考虑该不该给，就很随便地把钱散发出去。尼娜·费多罗芙娜常为穷学生付学费，把茶叶、白糖、果酱发给老太婆们，为穷新娘定做嫁衣。如果她手里拿到报纸，她就先找一下，有没有人发出求助的呼吁或者有关某人景况穷困的简讯。

现在她手里拿着一叠字条，各式各样的穷人，向她求助的人，就凭这些字条在杂货铺里赊购货物，昨天商人把这些字条送到她这儿来，要求她付出八十二卢布。

“瞧，他们拿走多少东西，这些没良心的！”她说，费力地辨认她在那些字条上写的难看的字迹。“这是闹着玩的吗？

八十二卢布呐！我就是不给！“

“今天我来付，”拉普捷夫说。

“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尼娜·费多罗芙娜激动地说。

“我每月从你和另一个弟弟那儿收到二百五 ，这就够多的了。

求上帝保佑你们，“她小声补充道，为的是不让仆人听见。

“哼，我一个月却要用掉二千五呢，”他说。“我再对你说一遍，亲爱的：你同样有花钱的权利，就跟我和费多尔一样。

这一点你务必要明白。父亲生下我们三个，那么每三个戈比里就有一个是属于你的。“

然而尼娜·费多罗芙娜不明白，从她的神情看来，她好象是在心里解答一道很难的算术题。她总弄不清金钱方面的事，每一次都惹得拉普捷夫不安，发窘。此外，他疑心她个人有债务，只是不好意思对他说，而且那些债务使得她痛苦。

这时候响起了脚步声和喘气声。这是医师上楼来了，他照例蓬头散发，衣冠不整。

“鲁－鲁－鲁，”他哼着。“鲁－鲁。”

拉普捷夫不想跟他见面，就走进饭厅，然后下楼，回到自己的房间去了。他心里明白，要跟这位医师亲近起来，随便到他家里坐坐，是不可能的事，跟这个巴纳乌罗夫称之为“老畜生”的人见面，是不愉快的。因此他很少跟尤丽雅·谢尔盖耶芙娜见面。这时候他暗自思忖，她父亲不在家，如果现在他给尤丽雅·谢尔盖耶芙娜送伞去，他就能见到她一个人在家，于是，他的心就快活得缩紧了。赶快，赶快！

他拿起阳伞，心情十分激动，驾着爱情的翅膀飞出去了。

街上很热。医师家的大院子里生满杂草和荨麻，有二十来个男孩在玩皮球。这些男孩都是医师的房客们的孩子，他们的父亲是工人，分住在三间又旧又难看的厢房里，医师每年都打算修缮厢房，却一直拖延下来。空中响着清脆健康的说话声。院子另一边，远远的，在正房的台阶上，站着尤丽雅·谢尔盖耶芙娜，倒背着双手，在看孩子们游戏。

“您好！”拉普捷夫招呼道。

她回过头来看。通常他总是看见她神情淡漠，冷冰冰的，或者象昨天那样疲乏，可是现在她的神态却活泼，生气勃勃，跟那些玩球的男孩一样。

“您瞧，莫斯科人从来也不会玩得这么快活，”她说，迎着他走过来。“不过呢，那边可也没有这么大的院子，要跑也没有空地方。爸爸刚才到您家里去了，”她补充说，不住地回 头看那些孩子。

“我知道，不过我不是来看他，而是来看您的，”拉普捷夫说，欣赏着她的青春的朝气，这种朝气他以前从没看到过，仿佛直到今天才在她身上发现似的，他觉得好象今天还是头一次看见她那挂着金项链的又细又白的脖子。“我是来看您的，……”他又说一遍。“我姐姐叫我给您送阳伞来，您昨天忘记拿走了。”

她伸出手来要接阳伞，可是他把伞按在胸口上，又生出昨天晚上坐在伞下面所感到的那种甜蜜的兴奋，他热烈而没法抑制地说：“我求您把它送给我。我留着它来纪念您……纪念我们的结交。这把伞多么好啊！”

“那您就拿去好了，”她说，脸红了。“不过这把伞说不上有什么好。”

他痴迷地瞧着她，没有开口，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我干吗叫您晒太阳呢？”她沉默一忽儿以后说，笑起来。

“到屋里去吧。”

“那我不打搅您吗？”

他们走进前厅。尤丽雅·谢尔盖耶芙娜跑上楼去，她那件带浅蓝色小花的白色连衣裙沙沙地响。

“谁也不可能打搅我，”她在楼梯上停住脚，回答说，“要知道，我从来什么事也不做。在我，每天从早到晚都是放假。”

“您讲的这些话，在我是没法理解的，”他说，往她那边走过去。“我生长在大家每天都劳动的圈子里，不论男人或者女人都没有例外。”

“可是如果没有什么事可做呢？”她问。

“必须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在非劳动不可的环境里。没有劳动就不可能有纯洁快乐的生活。”

他又把阳伞按在胸口上，轻声讲出一些出乎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