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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朋友，我已经写给了你许多，但是我仍然意犹未尽，我无论如何应该再专门写一章告诉你我十九岁时候在台灯底下读巴尔扎克与托尔斯泰的感受，在灯下聆听柴可夫斯基、舒曼的感受，为了再重温一次，为了再过一回十九岁，我甘愿付出一切代价。

十九岁的时候，我天天感动，我窍窍通天，我事事神奇，我字字光焰，我人人亲爱，我的所有细胞都流淌着信赖、赞美、崇敬、奉献，更重要的是爱恋。

十九岁的时候我认为台灯的亮起是智力劳动的极致，是集中精力的极致，是思想者的生活的极致，是与上苍，与宇宙，与革命导师，与党的领袖，与人类天才交流切磋的进程的开始。台灯的亮起，开始了人类的智慧与良心发展的崭新阶段。

从二十岁刚过时我就想，我希望上帝能满足我的要求，如果只可以满足一天，我的要求就是让我再过一天十九岁，如果可以满足我的要求两次，那就让我两次回到十九岁。

其实从道理上讲，我不认为童年少年青年时代有常常忆起谈起、不离不弃的理由。我貌似豁达贯通地不知说过多少回：年轻就是年轻，何必少年老成？少年老成的人剥夺了自己的青年时代，扼杀了自己的青春，他她没有流出自己的少不更事的眼泪，没有作自己的多情多姿的诗篇，他她没有写下，更没有送出自己的冒失的依旧是委婉的求爱书信，没有在睡梦与遐想里悱恻缠绵与跪下来求婚。没有酸酸地顾影自怜过，也没有苦苦地聆听过自己的热血沸腾：泡沫碎裂，脉搏如咚咚的战鼓。

是的，我的父母那一代，他们的一生是一个没有做成，甚至没有做出的梦。是一封没有投递，乃至没有写下来的情书。是一首没有来得及张口，就被各种苦难、各种钳制、各种物质的与精神的贫困，更被几千年来伟大却又太可怜巴巴的中华呆木与鄙陋封杀了的歌谣。是一直没有开始却宣布了结束的长篇故事。

我也不喜欢那些长不大的老纨绔、老顽童、老莱子。从幼年时代，老莱子梳上小抓髻怡亲的故事就令我作呕。我确实觉得他们有点恶心，正像我不喜欢同胞们说起话来动辄我老婆子我老汉地老老老老个不住一样，我也不喜欢欧美人谈龄色变的自欺欺人。他们怎么会这样不敢面对时间与年纪？他们怎么突然失去了科学精神、实证主义、务实面对的态度？生老病死，带来了人生的悲痛，也带来了人生的滋味，活着就是尝味体会味儿。生就是老，病就会死，如果生而不老，与不生何异？如果病皆痊愈，与不病何殊？有人绝对正面含义地将我也归入那永远年轻的一类，我知道，那只是说说，图个吉利。呜呼痛哉，谁能不成不长，不大不老，胡（通who）有驻颜妙术，永葆娇妍？胡能老那么娇滴滴、傻呵呵、怔磕磕、气呼呼，要不就情脉脉、软绵绵、装嫩卖萌、豆芽菜娃娃菜到永远？

我还知道文学并不像当初想象的那样重要与伟大。文学使人软弱使人神经兮兮，使人夸张使人难于与他人相处。一个知名度与拥戴度都很高的伟人说过：“这么多青年喜欢文学，弄不好，要亡国！”

再说，我的十九岁不仅仅是多愁善感，梦幻如霞，心愿入云，豪情似碧海雄风，大言如天际海啸涌动。我的十九岁是苦干的十九岁，是加班加点的十九岁，是从早到晚学习领会指示、落实贯彻、处理各种实务、忙忙碌碌的十九岁。

我十九岁的时候天天忙于发展先是新民主主义后来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员，讲团课，取缔一贯道，发动天主教三自（自传、自养、自治）革新、中学生参加军事干部学校、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直到给志愿军做炒面支前等等。

但我仍然要与你讲台灯下十九岁时候的阅读与听赏音乐。那时候台灯是一种高雅，如果不说是一种奢侈。一间办公室：桌椅、文柜、沙发、案头的片艳纸、订书器、墨水瓶、铅笔、钢笔、笔筒、笔架，还有墙角的一盆万年青，都隐藏在黑暗里了，就连我十九岁那年昼夜相伴的充满革命锋芒、部署周到与策略出神入化的上级文件卷宗也暂时韬光养晦了。一束柔和的白光照在桌子上的一本唐人的诗歌，或者欧人的小说上，而透过半圆椎形的灯罩的花饰，橙黄色的光线，渐渐渗透四射，半明半暗地照耀着我自己购买的一台老旧留声机。世界不再打搅你吵闹你了，你的心思全部集中在文学与音乐上。

那么音乐呢？音乐的伟大在于它的无用，不中用，只中听。世界有中听而不中用的音乐，有中看而不中使的文学，这才显示了人生的另一个大层面，烦闷的层面，沉醉的层面，空茫的层面，激动到了无以复加软弱的层面或者软弱到了激昂慷慨的层面。绘画本来也是中看的，同时它中藏，它变成了收藏品，它因收藏而褪色了。文学与音乐都是望梅止渴，画饼充饥，自我弱化，自己感动自己，安慰自己，支撑自己。

那个时候我是那样地崇拜书籍，一进新华书店，你闻到的油墨香气，你看到的各式封面与装帧已经令你惊叹，而未来的未来你也要写一本书的想法令你喘不上气来。也许应该说，崇拜的是文字和语言。每种感觉和念头，每种回想和忖度，每样快乐和忧伤都有三九二十七种表达与记录方法，不同的方法，不同的字词句与结构语法修辞，有不同的效果和滋味，有不同的风采与格调，有不同的质感与手感，它们缔造着不同的世界与心境，它们引领着完全不同的人生。十九岁的时候，“你好，爸爸。”“再见吧，妈妈！”“故人别来无恙乎？”“想你。”“谁知道呢？”还有“我们都老了……”和“我走了。”都能感动得我号啕大哭。不要笑我，所以我不是一个在政治生活中有多少希望多少出息的人。

十九岁的我志在阅读，志在文学，志在聆听，志在艺术，最后最后是，志在书写。因为我志在人生、生命、人间，唯一能够在迅猛的时间长河里稍稍停留一下、凝神一下、回味一下与咀嚼一下的，那时寻到的只有书、或者画、或者乐谱。如果说我喜欢革命，也有一个原因是革命的非同凡响的饱满的文学性与艺术性、非时间、超时间、抗时间性。所以后来当我得知墨索里尼提倡审美化的政治的时候，我大吃一惊，我如闻惊雷，我困惑不已。

十九岁的阅读经验强于做爱，不，当然不仅仅是眼睛在看，不仅仅是嘴唇合合闭闭、磨磨叽叽，默诵无声或有点小声。阅读的时候我的皮肤感到的是拥抱抚摸、割刺鞭挞、冷冻火炙、痛痒与快感钻心。我的鼻子闻到的是花香酒臭、烟熏火烤、男人与女人尤其是女人的体香。更正确地说，那时我没有敢想起女人，我想到的最多是女孩儿、少女，固然也说不定。我的耳朵里听到的是鸟鸣虫叫、风雨雷电、琴管鼓筝、滔滔雄辩。我的头发也随着书中人物的命运时而坚硬，时而疲软，时而刺痒，时而烧灼。读书的时候我可以从而咀嚼，从而饥饿，从而肠胃抽搐绞痛，从而垂涎三尺。不用说，读书也改变着我的血压血象。读唐诗的时候我常常闻到松竹和兰花的气味。读李商隐的时候我听到的是细雨纤纤。读宋词的时候我听到了潺潺的流水与嗒嗒的马蹄，当然听到过苏轼的惊涛拍岸。读巴尔扎克的时候我触到了法式大餐、法式美酒、法式马车，虽然我十九岁的时候并没有接触过看见过这一切，尤其是法兰西的健妇。读契诃夫看到了斑驳的大胡须后面其实多情善感的俄罗斯人的泪痕模糊。我也看到了安娜·卡列尼娜的黑衣服，被聂赫留道夫毁了的喀秋莎的白衣服。是吗？还有马匹的饲料堆，新鲜的与干燥的还有发了酵的苜蓿草料。是我记错了吗？对，“是我记错了吗”也是我最喜爱的小说话语之一，亲爱的朋友，是我记错了吗？是我吗？是我？我？这些对白我都喜爱得要死。

如果这一天晚上没有别的公务，如果这一天晚上我已经准备好了狄更斯或者雨果，将要阅读的感觉使我心跳，使我微笑，使我含泪，就像与情人约了会面，就像这约会已经进入了倒计时，就像这次会面将开始我的生命的新的阶段。

而音乐呢，想到我有可能连续听几个唱片的正面与反面，我快乐得有点东倒西歪。我快乐得摇头摆尾。我快乐得低下头来。音乐常常会作用于我的内耳迷路中的三个前庭器官。音乐给我以跷跷板、荡秋千、坐航船、骑马、滑冰，有时候是躺在草地上滚过来滚过去的感觉。音乐给我驾云的感觉。音乐给我灵魂完全被攫住了的感觉，给我的是真正的灵魂出窍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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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你在阅读，这本书现在完全听你的支配，你想翻到第几页就是第几页，你想卷到什么程度就卷到什么程度——在十九岁的时候大部分书还是竖排，正适合中华式的卷书而读。

读书的时候我常常会听到作家的声音，契诃夫的声音温良而且忧郁，平静而且沉重。我甚至看到了他说话时候眉毛的挑动。我无法设想他为什么心性是那样柔软，而环境是那样粗暴；语言是那样清纯，而周围是那么混乱；头脑是那样清明，而其他的男男女女的生活是那样皱巴与污秽。“多么野蛮的生活啊”，他的人物的叹息摧残了也激活了我的少年的心。他的话语里有太多的遗憾、痛惜与无奈。

巴尔扎克的声音稍稍有一点严厉，同时悲伤，他的眼睛像X射线一样照穿了所有的人的脏腑。他的耐心也令我叫绝，他解剖了你的正面再解析你的侧面与反面，他的冷冷的外科手术报告，呈现了血痕，却隐藏了泪水。他的历史感与社会感使他同时像一个神父，他听到了全世界男女的忏悔告解，他无法表态是不是上帝会宽恕他们。即使上帝原谅了，他的手仍然因了卑鄙的人众而痛心疾首地发抖。你怎么看得这么透这么深这么血泪交加，我问道。因为我是作家，我是人生的见证者与记录者，我是痛苦的分析师、化验师，我是一切假面的揭开者，我是掘墓与送葬的人，我是惩罚者、行刑者，没有谁比我更知晓丧者的苦处，也知晓违章者的卑劣。

这又是为了什么呢？人活得已经够苦的了，你为什么还要往他们的伤口上撒盐？人生的丑态已经够我们丢脸的了，你为什么还要刻画与放大我们的贪婪与永远达不到的欲望，尤其是，在冠冕堂皇与锣鼓喧天后面，你隐藏着太多的虚伪与卑鄙。

而且我相信巴尔扎克说话的速度很快，声音又小，他自己极度地专注，像外科医生在手术台上一样专注，他要求你也同样专心致志。

后来我几乎忘光了巴尔扎克小说的故事，但是我记得那些令人敬畏的刻画，那叙述的严谨与清晰犀利，尤其是他对于人、男人与女人，尤其是女人的同情与理解，越是理解越是无情地揭开了脉脉含情的面纱，你相信他是为人类而痛苦，为人类的爱怨、贫富、通蹇、胜败、善恶、悲欢作画做书记官作证词。

读巴尔扎克的书如参加一次盛宴，酒色财气、关系交易、美酒佳肴、官商匪警、儒师巫祝、神道优娼、男女老少、高低贵贱……以及要妙服务、时尚设备、金碧辉煌、香鲜腥臭……要啥有啥，干啥像啥，你痛苦，你腹胀，你作呕，你避之不及，同时你张开了大嘴，你好奇，你开眼，你流口水，你舒服，你如痴如醉，你欲哭无泪。

你想去拥抱，你想去炫技斗智，你想去狠狠爱上一把，做上一回，去冲击，去奋斗，去搏杀，去高潮，去疯狂，去射击，人生能无几次癫？去纪念，去默哀，去写作，留下丰碑，留下遗爱，留下财产事业，留下感动的热泪。

托尔斯泰是一个巨大的存在与悲哀，由于自己的与社会的他人的罪恶，他不仅是解析与记录罪恶，他更为罪恶而焦灼、而燃烧、而忏悔、而呼号。而他的描绘又是那样精细，跟随着他，你参加了一个又一个旧俄罗斯上层社会的聚会，你听到他们她们对话中的法语，你看到她们穿的长裙、听到长裙擦地的窸窣。外表上他们她们是那样地华贵，而内里头，是那样地痛苦与丑陋，歪曲与变态，折磨与撕扯。

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呢，他是怎么折磨人怎么写，怎么让你难受他怎么写，怎么让你发疯他怎么写，怎么让你抓起自己的与旁人的头发满地打滚他怎么写，怎么让你吐血他怎么写。雨果的悲悯与愤怒的强烈堪与俄国的作家们比美，也许有过之而无不及。

《红楼梦》是另外的感觉，你的阅读使你的生活进入了贾府，你听到的是他们那个时候的话语，什么等会子，吃口子，原来那时候人们不怎么说“儿”，而把现在人们说“儿”的地方都说成“子”。你听到了各种原生态的嘁嘁喳喳，你还解不开那种府第里的钩心斗角，但是你完全理解大观园里的青年男女的烦闷与重压下的激情。尤其是春天，春天的林黛玉的悲苦，春天的贾宝玉的动辄得咎，春天的撩拨与压抑，压抑压抑再压抑，以压抑为核心价值的精美又足够愚蠢的封建文化啊，我为你一恸！

我不能不心悦诚服，旧时代，作家是这样痛苦，文学是这样痛苦，书籍传达出的一切是这样难以忍受！

幸亏还有苏联的文学，他们可能有时候误把向往写成了现实，有时候误把愿望写成了颂歌，有时候误把参差写成了凶险的敌情，误把想象的简易逻辑写成了时代的威严与科学的命令，他们太热衷于以文学做“命令”法典的背书。但是它毕竟给了一个十九岁的中国男孩以温柔的按摩，刚强的敲击，缤纷的花瓣，明亮的灯火，精神的豪饮与思想的自足自爆大力丸直到后来的伟哥。尤其是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与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还有巴甫洛夫的《幸福》与美女作家潘诺娃的《旅伴》……我不怕提那些没有烧开的呜呜呻吟的壶水，我不怕你告诉我巴甫洛夫是一个告密者，而长期担任苏联作家协会主席的我以为是英俊无比的亚历山德罗维奇·法捷耶夫曾经批准过对于大肃反中某些作家同行的处死。以至法捷耶夫自杀于1956年5月13日。此前仅仅三个月，召开了苏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的许多问题。法捷耶夫射向自家头颅的一颗子弹，成为他的数量不够多的文学巨著的最后一个句号。

我只是要说，苏联包括社会主义的东欧文学曾经怎样地说服了我感动了我，包括《金色的布拉格》《绞索套着脖子时候的报告》，还有东德伟大女作家安娜·西格斯的《死者青春常在》，它们都曾经感动着十九岁的我。这当然不是偶然，有那样优秀的作家，作品，还有我这样的十九岁的诚挚的读者。他们她们使我相信人间有正义，有英雄，有爱，有友谊，有伟大也有文学：高尚的文学，美好的文学，尊严的文学与温暖的文学，不是丑态毕露，不是恶相丛生，不是虎狼蛇蝎，不是百无聊赖与腐臭糜烂。

怎么回事？莫非苏联的文学事业远比经济建设事业成就巨大？莫非他们的伟大、同情心、才华、烦闷与激情太多地用在文学上了，他们成了一个文学的国家，文学的民族，文学的人群，天！所以他们的经济老是搞不好，“从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哥萨克你，勇敢的鹰……”这是电影《幸福的生活》又名《库班的哥萨克》中女主人的插曲。

是的，我无法想象一个出现了那么多伟大悲哀忧郁烦闷与激情的文学的民族，能够做好外贸、证券、专利、置业、金融、投资、招商、消费品、奢侈品、小微企业、三来一补……

再说，莫非是只有把人类当作屎壳郎来嘲笑与鞭挞，才能被接受为伟大的作家与作品，而把人类往伟大里想象与感知的作品与作家反而变成了文学的蝇蛆与磕头虫，变成了欺骗与迎合，变成了自欺欺人与心口不一？人类是不是身患了一种自虐的变态心理疾病呢？人类的自虐狂呀，我十九岁的时候上哪里知道？

当你表达对人类的爱恋的时候，你被视为平庸更是乳臭未干。当你表达对人类的刻骨的轻蔑与牙齿咯咯作响的愤恨的时候，你可能被视为蛇蝎，但更可能被视为英雄与天才。

痛恨才是激情中的激情，仇恨才是文学中的文学，轻蔑才是风度中的风度，粗暴才是文明中的文明……我的亲爱的同行朋友，你掌握了这不二的法门了吧？它驱散着这样的与那样的烦闷与平庸，它迎合着各样各式、式样翻新的高高在上的白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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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岁的灯下阅读，那是一种吟诵，那是一次次许愿，那是一次次倾听，那是一次次拥抱与尽情。那是参加了一次舞会，你羞怯而且不无自惭形秽，你抱着她的腰，又生怕踩了她的脚。你毕竟放置了和移动了，与她在一起，与许多他与她在一起，你知晓了人本来可以多么健康、英俊、娇美、文雅精致、风度翩翩，而实际上生活又是那样粗粝与艰难，强硬与野蛮，挣扎于啼饥号寒愚蠢拙笨。你知晓了语言本来可以那么通向美好，通向光明，通向温暖，通向爱情，通向真理。爱情首先是一种语言现象，修辞现象，灵魂现象，其次，其后，才是一种身体的接触与沉迷，才是一种赤裸裸的搏击。谁不是先说情话再搂到一起？至少是行为与语言艺术并举。你为你的主人翁们的语言的精彩与感人而匍匐而酥软。同样都是人说的话，人家说得就那么高明，精雅，深切，洁净，动人。阅读使你与你的书里的主人公产生了共鸣，产生了代换，发生了会面，谈起了你懂你会的中文，也流水潺湲地谈起了俄文、法文、日文、阿拉伯文，你的声音进入了书页，他们的回答、争吵、独白与哭诉也从书页中缓缓流溅出来。你也可能成为无耻的拉斯蒂涅，如果你不接受最最美好的思想与对于自身的人格铸造。你也可能是那个公爵，毁灭了清纯无玷的俄罗斯女儿。当然，你本来就应该是保尔，你当然知道什么叫“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人只有一次而已”。

而十九岁的聆听乐曲，那是男子汉的祈祷，那是匍匐在地的跪拜与赞美，那是大礼，那是迎接与告别，那是降生与沐浴，那是祭典，那是与天地日月山海鸟兽风雨花草树木虫鱼的共鸣，那才叫生而有知，死而无憾。

时间在飞速前进，面容与体形也不断往大里往傻里粗糙里变化，面容和形体无可抵抗地在散耗，在消退，在衰老，在走形，直至千古安息。这从无到有，从有到无的神秘与悲哀你无可解释无可依托。然而语言变成了美好的文字，变成了感情与生命的纪念碑，变成了千百年后仍然栩栩如生催人泪下的倾诉与细语，它们才是永恒，才证明了你降临人间得到了结结实实的验证，你的存在哪怕加上此后的不存在，已经留下了真真确确的纪念。是的，并非白走一趟。你摸到了林黛玉、薛宝钗、安娜·卡列尼娜、芳汀、包法利夫人、欧也妮·葛朗台的手，你也领略了拿破仑、斯大林、列宁、拉斯蒂涅、于连、赵太爷、阿Q、保尔·柯察金的威风。原来还有这么宽广的世界，这么长远的记忆，这么钟情的男女，这么奇异的风习，这么见不得人的隐私，这么伟大的装腔作势，这么坚强的无耻伪劣，这么惨烈的你死我活，这么多阴谋诡计与正大光明，这么多爱情与偏见，这么多误解与委屈，这么多高山与大河，这么多航船与马车、狗拉的雪橇，还有战争与和平，大炮与热吻，婚宴与鸿门宴，鸡尾酒与鸩酒，梦想与疯狂，冤仇与和解，梁鸿与孟光，陆游与唐琬，陈世美与秦香莲，唐伯虎与秋香，张生与莺莺，还有渥伦斯基与安娜，罗密欧与朱丽叶，卡门与唐·何赛，奥赛罗与苔丝狄蒙娜……

你也听到了高山流水、十面埋伏、汉宫秋月、渔舟唱晚、春江花月夜，尤其是悲怆、热情、英雄、命运、田园、森林、恺撒、唐璜、匈牙利、土耳其、意大利、沃尔塔瓦、培尔·金特……你的耳朵是直通灵魂与艺术的耳朵，你的心脏是浸泡了一千种感情，一万种思绪的心脏，你的眼睛，是看到了肉眼看不到的生命的一切奥秘的眼睛，你的头脑是无所不容、无所不思、无所不精明透彻的头脑，你的生命，是一个已经与人类，与五大洲四大洋，与天的包容、地的承重、人的智慧与仁爱相连通起来的生命！

而就在那个十九岁阅读与倾听的深夜，你来了，我完全不知道你是怎么进来的，怎么开的门，怎么走的路，怎么靠近了我，像一阵风，像一个微笑，像一声歌曲，像一次眨眼。

“你老是看书，看书，看书，我从你窗前走过了三次，我把脸贴在你的窗户上，看了你三次，你只知道看书，看书，看书……”

“哦，哦，呵，呵……”

一阵清爽的笑声。

“我奇怪你是怎么来的，我完全没有觉察到，你是风吹过来的吗？你是月光照进来的吗？你是由鸣虫的叫声托着推着领着进来的吗？”

“您瞧，这看书的人与不看书的人说话就是不一样，您说话怎么像演话剧？”

我猜，我的脸红了，幸亏有台灯的掩护。

那时候我还太幼稚，我不懂，为什么说话与话剧会有那么多差别。为什么我的说话不能够像汤显祖，像莎士比亚，像契诃夫，像《茶花女》中的阿尔弗莱德……

“您在看这么厚的书，您的书名是那样奇怪，天晚了，您完全浸泡到书里了……有时候我也觉得，书比什么都好。书里的思想比许多活人的真实思想更高尚也更纯净，书里的美貌比许多人的面貌更美好，书里的说话比你平常听到的话更好听……”

“然而书是从生活里来的，这就是说，要是咱们都看书，要是咱们都喜欢书，咱们也能美好起来的呀！”

我们谈了半天，我们认为，世界上有许多美好的书，书里有许多美好的话，话里有许多美好的愿望，这些愿望并非都能够实现，这些话语并非都经得住事实与生活、尤其是时间的考验，时间长了，青春会变成老迈，激情会变成淡漠，底线会变得模糊，慷慨激昂会变成过一天说一天、得过且过。书也会被忘记的，现在的人们早忘记了孔孟老庄、苏格拉底、林肯，直到下一次被记起来以前，直到下一次被什么风儿吹得满天飞旋以前。然而，我们仍然爱话语，爱文学，爱美好的词句，爱精彩的对白，设若不然我们的生活不是更无聊了吗？

而且更多的是我们的相信啊。我们关上门窗一起用我的旧留声机放出了苏联歌曲《我们明朝就要远航》，瓦西里·索洛维约夫·谢多依作曲，在我十九岁的时候他四十四岁，我们想象着军舰和大海。我们听了《蓝色的多瑙河》，我相信如果“多瑙”不是译作“多瑙”而译作“图涅”，或者它虽然译得与多瑙一样好，却没有约翰·施特劳斯的圆舞曲，生活就不会这样美好，奥地利与维也纳就不会这样美好，而中国的十九岁的你我，也不会得到这么多美好的感受。

是的，音乐也是书，有它的开头，有它的发展，有它的惊愕，有它的拦击，有它的破釜沉舟，有它的柳暗花明，有它的低语，有它的痛哭与狂欢，然后是戛然而止。

而音乐与文学让我们发现了多少可喜的我们的十九岁的日子。日子，是的，日子，所有的日子，我同样喜欢乃至拜倒在这两个字前。一看到“日子”两个字，我就想起了清晨喝下的稀溜溜的高粱米粥，我想起了骑着自行车去参加青年集会的昂扬与意气，我想起了上级的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百战百胜、横扫千钧如卷席的指示，我想起人民的笑脸与明辨的忠诚，我想起新建的百货店、电影院、剧场、学校和游泳池。我想起了苏联文学作品中的“你好，政委同志”与“怎么样，能够完成任务吗”的提问，何必费劲呢，紧接着是万众一心的回答：“保证完成任务！”

日子给了我们如莲的欢喜，如草的鲜活，如瓜的多汁，如泉的清爽，如风的自由，如鸟的清新，如天的开阔，如星的繁复，如春夏秋冬的变化有定，如霹雳闪电一样的威严与决绝。

但是，你聪明的，请告诉我，为什么十九岁只有一年，十二个月，三百六十五天最多是三百六十六天……然后硬是成了二十岁二十一岁二十二岁，每一岁都只有一次，每一天都只有一天，每一刻都只有一刻。除非，你把这个日子编织成花朵，编织成云霞，编织成文章，编织成歌曲，涂抹成绘画，捏巴砍削成雕塑。很简单，文学与艺术是生命的延长，是生命的滋味，是生命的反刍，是生命的纪念。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人的创造比人更美好也更长久。人的书写比人更文明也更专业。人的抒情比人更强烈也更真诚。人的痛斥比人更宏伟也更勇敢。人的逻辑比人更周详也更严密准确。人的示爱比人更热烈更真诚也更感人肺腑。人的匠心人的想象人的创意比人回肠荡气出神入化洗涤灵魂。正像人的恶行比本人还要恶劣一百五十二倍。人的愚蠢比人更无可救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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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笑意，你是光明，你是吉祥，你是信任与交托，你是十九岁，你是新中国，你是地球，你是那颗说近就近，说远就远的星。那时候我们什么都不怀疑，就像现在的有些十几岁的小小子小丫头什么都不相信。我们相信苏联的科学正在战胜死亡，甚至可以起死回生。我们相信再有十几二十年美国会实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我们相信从此人们当中只有亲爱温柔，我甚至担忧此后的小说不好写，此后的生活里再没有失望、贫穷、压迫、无奈、勉强、忧郁、悲伤、分离、疾病、死亡，而只有大公无私、发愤图强、劳模典范、吃苦耐劳、日新月异、健康快乐、团结互助、比学赶帮、你爱我、我爱你、你助我、我助你、你亲我、我亲你、你拉着我手、我拉着你手。你是大写的人、我是人的大写、你是各取所需、我是把一切献给党，个个是英雄，个个献鲜花，个个戴红花，个个发勋章。那就再没有悲剧这种戏剧品种了，甚至连悬念也会从此过时。人们个个都掌握了历史的发展规律以后，自然无念可悬，无悬可念，无忧可虑，无虑可忧。

我们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十九岁，那个时候最高的精神生活就是看书，是听音乐，是进剧场，是集体学习刘少奇的《修养》，是听广播，还听最多是每分钟七十八转的老式唱片、手动上发条的留声机。那时的苏联唱片每张只要八千块钱，就是后来改换货币后的八角钱。

那时候没有电视，没有手机，没有网络，没有录音笔，没有立体声，没有VCD与DVD，更没有手机与网络，没有敲敲键触触屏就自以为什么都知道了的聪明的白痴。那时候我们翻着篇读书，边读边落泪，在贫困、愚昧、狭隘、老朽的旧中国，我们没有看到过先进的生活方式、生活环境与生活资料，也没有听到过有关先进的、与先进二字沾边的议论与思想。先进的思想先进的念头，对于我们就像黑云后面的星月，就像寒夜之后的朝阳，就像严冬后的春花，就像喑哑之后的呐喊，一辈子没有听到过好话的人听到了好话，一辈子没有见过颜色的人睁开了眼睛。叫我怎么不歌唱？这是那个年代的一首歌曲的题名。铁树开了花，哑巴说了话，那是那时候一个歌曲的齐声呐喊。

没有恶搞，没有搞笑，没有无厘头，没有嗷嗷地叫春，没有翠花上酸菜，没有草泥马，没有黑段子黄段子，没有PS，没有公然的谩骂与大荤大素，没有共产党官员的贪污丑闻，没有爆料，没有摔婴贩婴，没有不雅视频，而雅的压根儿不需要视频。没有盗版的光盘唱盘，没有模模糊糊、晃晃动动的画面，没有脱光腚的女星，没有硅胶假乳，没有卖淫嫖娼，没有黄赌毒，没有假学历假身份证假信用卡假公司假护照……

那个时候根本没有隐私，刘少奇讲的是“无事不可对人言”，人人姓公，姓共，个个是公知，公知了半天一提隐私就火冒三丈。怎么可能？德国总理就说过，政治家好比是养在鱼缸里的热带鱼。他当然没有太多的隐私权。

那时候读书认认真真，恨不能用手指指着一个个字读出声来，读到坏人准备与他搏斗，读到好人恨不能为她牺牲。那时候战士看歌剧《白毛女》，掏出枪来向着黄世仁就打，这才叫充满阶级感情。读到理想的话语你似乎在飞升，读到愤怒的话语，你会烧灼，读到痛苦的话语你心如刀绞，读到庄严的话语你想膜拜跪倒。读到美丽的女子你当然沉醉，讲到英雄的少年你会高歌，你想舞剑，一舞就是风雨不透。读到奸人的时候你怒发冲冠，你击掌顿足，你拍碎了桌子。讲到真情的时候你泪如雨下，人而不知恩知情知义知礼不如豕狗。

你相信书籍、作家、作曲家、文学与音乐作品正在为你展开你的、人的、大家的又一个人生，又一个世界，又一个家园。这又一个、进一步浓缩、扩展、深化与强烈化的世界中有更精彩的男女，有更多样的亲友，有更瑰丽的篇章，有更动人的故事，有更高端的思想，有更厚重的慨叹，有更深沉的悲哀，有更阔大的喜悦，有更华美的文饰，有更张扬的威风，有更美善的幻梦，有更五光十色的体验与感觉，有更千奇百怪的现象与因果后续，有更至诚至善的用心与苦行，有更如神似佛的法力与报应，有更千年不变万年不移直到永远的生命的活力，有千里依然万里照旧以至于无穷的发生与发展。

原来读书与听音乐才是涅槃，才是重生，才是飞升，才是越出泥丸宫，超出肉身成为正果。在书籍里，乐曲里，在语言与旋律里，当然有上帝，有真理，有赞美，有圣贤，有十字架，有寺庙也有殿堂，有蜗居也有茅庐，有英雄，有志士，有善良，有仁义，有寒光闪闪的利剑，有美人，有香草，有日月，有高山……同样也有魔头，有卑劣，有小人，有臭大粪，有懦夫，有凶恶，有狡诈，有丑类，有蒺藜，有乌云，有泥淖，有伤痕与脓血。二者之间更有那么多令人眼花缭乱、无奇不有的千姿百态。

尤其是，在文学与艺术里，有的是永恒，是无穷，是终极即无终极，因为所有的终极都不可能是终极，所有的终极的后面与外面，仍然是无终极的终极。

什么叫终极？终极就是无终极，有的终极是无，无的终极是有，实有的终极是灭亡，灭亡的终极是重生。当然。

而且书里有那么多你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可能，伟大的乞丐做了国王，追杀的赵氏孤儿终于报仇雪恨，灰姑娘嫁给了白马王子，丑小鸭变成了天鹅或者自以为变成了天鹅而丑态百出。当仇恨的火焰燃烧起来的时候，无恶不作的霸王被人民活活埋葬，落难的公子遇到了慧眼识英豪的闺秀，豪华的游船在大风大浪里不幸失事，沙漠里的探险九死一生，忠诚搭救了白雪公主，一次邂逅引出了那么曲折的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坚忍使沙石变成了黄金，乐观使逆境产生了光照，中华的与欧美的杨枝净水点石成活，原来有那么多男男女女早先被魔鬼变成了石头。

没有书的世界，不读书的人生，与书无缘的家园，是多么浅薄、庸俗、鄙陋、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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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止是读书与听乐，我也要写书，因为我有我的日子，对于一个十九岁的我来说是太多太伟大太丰富太有趣太有意义的日子，绝对难忘也不能够忘记的日子。我要编织我的日子，我相信，我完全相信“这儿青年都有远大前程，这儿老人到处受尊敬”，相信“天空出彩霞，地上开红花”，相信“红旗飘哗啦哗啦响，全中国人民喜洋洋”，相信“我们要和时间赛跑”“开动了机器轰隆隆地响，举起了铁锤响叮当”，相信“在祖国和平的日子里，生活天天向上升”。日子因编织而更加美丽，如丝线因编织而成为珍品绝技。我要创造一个我们的世界，我要安排我的臣民，我的爱怨情仇，我的悲欢离合，我的意外与巧遇。我要设计我的高亢与低迷，华赡与质朴，抖颤与延伸，悲切与粗犷。我有烦闷与激情，我有语言与文字，我有旋律与节奏，我有兴致与才华，我有智慧与勇气，我有心境与向往，我有不似疯癫、更胜疯癫的狂舞。我有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新招术新技巧新想象，我有足够的创造力颠覆力覆盖力与爆发力。我要使这里的那里的各自的面目一新：文学、心情、人生、忧愁、内火、外感。我会以退为进，以进为退，高举轻放，浅吟深泣，有大劈叉、车轮翻与旋子连连。当快乐编成了言语与音符，那是言语的花环，那是音符的身段。当悲哀编成了句子与乐段，当句子与乐段运用了合适的修辞手段配器，当句子与乐段变成了如诗如梦如歌，那时悲哀成为动人的花朵，不平成为绝妙的反讽与谐谑，鸡零狗碎的生活因编织的绝技而成为永远的图案，委委曲曲的霉头变成黄金般的片片落叶，而随便一个笑容，而且是笑在刚刚起床，尚没有梳洗干净打扮停当的时候，也永远流露着鲜明与芬芳。当疑惑找到了自己的语言形式乐曲形式，疑惑编成了永恒的诧异，诧异编成了变奏的突兀与情节的匪夷所思，当结构引人入胜，疑惑也进入了永恒并徜徉于从大地到太空的时空。当生命击中了自身独一无二的语言与旋律的靶心，当生命用比生命还真实还强烈还生动还永久还完美的言语与音乐形式与众不同地体现了出来，歌唱了出来，演奏了出来，展示了出来，生命与你的长篇小说、史诗与交响乐同在，你的作品得到了永远的生命。

我十九岁的时候听柴可夫斯基，我确信《悲怆》就是柴可夫斯基，《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就是柴可夫斯基，《天鹅湖》就是柴可夫斯基，《如歌的行板》就是他。比他本人还动感，还天才，还生命，还真诚，还鲜活，还令人赞美落泪，还超凡脱俗，绝对没有你我他都有的那些活人无法摆脱的汗臭、腋臭、口水、尿渍、饱嗝、排气。柴可夫斯基当然无可置疑地得到了永生。那么《白痴》呢？《罪与罚》呢？《卡拉马佐夫兄弟》呢？《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呢？至今它们在折磨着你，痛苦着你，酷烈着你，感动着你。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这八个字就足够推动一个青少年追求共产主义，想当共产党员。而苏联共产党是那样不待见他，多半他也不待见十月革命。读他的书如进入噩梦。噩梦成为激情，成为滔滔不绝、泥沙俱下的洪水，成为痛斥痛骂痛哭，成为大雷雨大风暴，成为对灵魂的拷打与翻过来调过去的清洗与消毒，做一次手术，再连续做十三次手术。陀思妥耶夫斯基就这样获得了永生。当苏联不接受他不包容他的时候他的作品仍然像哭号一样地震动大地，他的血泪像浪涛一样地冲决了堤坝，而其后，苏联回到俄罗斯以后，费奥多尔·米哈依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坐像端坐在莫斯科的古老大街上。他活在他的作品里，他的作品活在我们的心里，从十九岁，到七十九岁，和以后。

我也能，你也能。快乐能悲伤也能。正常也能疯狂也能。死人也能活人也能。十九岁也能九十岁也能。诗歌能散文也能。提琴能竖琴也能。文字能五条线上的蝌蚪也能。我的心随着那蝌蚪而游潜。我的心随着那韵律而伸展。我的心随着那线段而波动。我的心随着那段落而忽闪。你赶上了重要的变化，你写下了重要的发展。你从十九岁时候开始的书写，延续着仍然延续着，不管有多少流言蜚语的蚊蛆，不管有多少不除不快的决心，不管有多少在阴影里整理出来的材料与中伤的途径，你的十九岁，你的灯下十九岁已经延续到了今天。

十九岁是一个高峰，它百感交集，百业俱兴，百科俱学，百思自得其解也难得其解。十九岁我见到了你，你使我上了天，也使我回到地面，变得踏实，变得与十九岁开始告别。告别了仍然不依不舍，仍然一想起来就回到了十九岁，就八面来风，十六面感动，我以我血荐轩辕，我以我血荐文学，我以我血荐爱情。十九岁开始了写作，我的世界，我的书，我的词儿，我的波涛与彩色，我的日子！我的台灯，我的蘸水钢笔，最常用的墨水是天津的鸵鸟牌与北京的北京牌。很快我的中指关节左侧出现了小鸟蛋式的茧子，六十年过去了，历久不衰。这灯这笔这茧子毁灭了我也造就了我，使我在十九岁结束后有那么多次从头做起。

然后有连续性的中断，有突变，有不变中的万峦，万峦中的不变。

不但有十九岁的激情，而且也有七十九岁的烦闷与创造的勇敢的躁动。那个晚上的与你的会晤，是开始也是告一段落。回首十九岁并不遥远，这样的回首不再伤感，对于伤感已经得到了“生猛大夫”的恶治。这样的回首越来越变成了开心的笑声，就是说遥远可能变成阔大，伤感早已变成疫苗，变成了对于大悲大恸的预应。我们不可能超越平凡，躲过平凡，脱离平凡。您的十九岁意味着你立马成为二十岁直到两倍的、三倍的、四倍的、五倍的十九岁就是九十五岁，除非中间收到松月下山岗的邀请。十九岁是我的基点，一个基本点，十七岁就是十九减二岁，三岁就是十九减十六岁，八十岁就是十九加六十一岁，而寿终正寝，就是十九加N岁或X岁。而不管多少岁，何况，不论是不是十九岁，你至今仍然感动着，写作着，想念着，烦闷着也激动地高跳高蹈着，我想起来，仍然有那么多那么多，还没有完全、或者是完全没有，没有告诉你。

亲爱的，已经不少了。经历与心思，倾诉与反刍，设计与被设计，左右逢源与内外夹攻，闪转腾挪与干脆一头撞将而去，举重若轻与平白无故，呕心沥血与硬是杀不出的重围，一本书，又一本书，一切都从十九岁的那个深夜开始，在都认为不可能的时候，至今，而且，还远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