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里的秋末，学校总要放秋忙假，让学生回去帮家中收割一地成熟的庄稼。这个秋忙假，我有好几日是在吴庄度过的：马水清说他家的柿子成熟了，让我去他家摘柿子，吃柿子。

马水清的家是令人注目的。在我们这一带，见不到第二所这样的住宅。它深深留下了从前富有的痕迹，虽然老了一些，但依然给人一个“大宅”的深刻印象。正房极高大宽敞，墙是用今天的砖瓦窑已不再烧的小青砖，平着，一块挨一块、实实在在地垒成的，而不似钱少些的人家，砖块立着砌，墙心是空的。就连房顶上盖的，也是今天的砖瓦窑已不再烧的弧形小瓦。梁柱檩条都是上等的木料，东房西房也都是用木板从下到上全隔的。东西两厢房盖得一模一样，比正房矮瘦一些，用的也都是极好的材料。

院子很大，推门就是一条流动不息的大河。

院子里长了两棵柿子树。

到马水清家是下午。爷爷不在家，院门锁着。马水清有钥匙，自己开了院门。我已来过这里许多次，因此一进院子就像回到自己家里一样亲切而自然。我和马水清之间，有一种似乎是兄弟却又不是兄弟那样的情感。这情感让人很温暖，很愉快，也很舒服。晚上，我们一起睡在正西房里的那张大床上，并且是一头睡的。熄灯后，我们总要说很长时间的话。我喜欢到他家来。我像马水清一样叫他的爷爷为爷爷。时间长了，竟觉得他爷爷也是我的爷爷。我的祖父在我还未记事时就已去世。而马水清的爷爷，给了我一种只有祖父那种辈分的人才能给的那种感觉。爷爷见了我，也很喜欢，亲切地叫着：“林冰哪，往灶膛里烧两把火。”“林冰哪，去水码头拎两桶水回来。”来到这里，我就打扫院子，收拾屋子，帮爷爷干活。而马水清却依然懒得动手，对我说：“别弄了，别弄了。”我也不攀他。

进了院子，我俩看了半天那两棵柿子树。秋风几乎把所有枯黄了的柿叶吹落下来，一院子落叶，竟把地上的砖都盖住了。树一落叶，便尽显柿子了，让人觉得满树都是柿子。那柿子长得很大，扁扁的，熟透了，橙红色，打了蜡一样光滑，在夕阳的余晖里，仿佛挂了两树温馨的小灯笼。

马水清对这两棵柿子树感情很深，因为这两棵柿子树是当年他母亲种下的。

由于我常来吴庄，跟这里的人混熟了，就像是一个吴庄人那样，了解到了许多关于马水清家的情况，加之马水清本人告诉我的和我自己感觉到的，可以说，对他家的历史与现在，我已了如指掌，我甚至能说出许多细节来。

从马水清的爷爷往上数，马家好几代人都经营木排行。

当年，这条大河很兴旺。往下去方圆几百里的地方，输入输出，走到外面的世界去，都要靠这条河。河上总有船。那些弄船的，带着各地方的脸相和口音，吴庄的孩子们总跑到水边上来观看。每年秋天，这河上便三天两天地过木排。有的木排能逶迤里把路长。经营木材生意很苦，但钱也多。有了公路之后，这条大河就变得清淡而宁静了。马水清的父亲没有能够延续木排行的经营，爷爷也终于因为年老和其他种种原因，结束了祖辈的事业，而守着这孤独的院落，只能面对那条白白流淌的大河惆怅，将淡淡的悲哀笼上苍老的脸庞。

马水清的母亲，是爷爷用木排为马水清的父亲带回的一个异乡女子。那是一个娇小、腼腆、嫩葱一般的女子。她像个孩子那样，羞涩地微笑着，怯生生地走进了马家的院子。她大概离家过于遥远了，在开始的许多日子里，都是微微缩着身体，很生疏地打量着这里的一切。爷爷很高兴。他小心翼翼地照应着她，等待着在外当兵的马水清的父亲归来成亲。在他看来，这是他为儿子打远方带回的一件价值连城的宝物。

马水清的母亲托放排的人，打远方带回两棵柿子树，栽在了院子里。

这地方上不长柿子树。这里的人只吃过柿饼，却从未吃过未经加工的新鲜柿子。而马水清的母亲，却出生于一个柿子之乡。在那里，满眼是柿子树。无尽的空闲和对家乡的无尽思念，使马水清的母亲对那两棵柿子树的照料变得无微不至。它们一日一日地、很有生机地生长着，不停地扩大着的绿色，给这古老的院子带来了清新的气息。

两年以后，马水清的父亲回来了。军人生活使这个吴庄的青年抖落掉了许多农民的憨呆与愚钝。他的举止，他的脸色，甚至是他的体型，都因为军人生活的规范与训练而变得有点儿让吴庄人仰目视之了。他已是一个年轻军官。当他高大挺拔的身材极合体地撑起一套板板的军服踏进院子，当那军帽下射出两道青春的军人的目光时，马水清的母亲抱着她的柿子树，睁大了眼睛，微微喘息着，满脸羞涩和惊慌，并立即低下头去。

马水清的父亲在吴庄停留了一个月，马水清的母亲略带紧张地羞涩了一个月。马水清父亲走的那天，她离他几步，一直送到路口。然后，她站在那里，无声地流着眼泪，直到那个高大的背影消失在天边，还痴痴地朝空荡荡的前方望着。

日子很恬淡。马水清的母亲很宁静地跟随着爷爷，守着这个大院。有时，她站到院门口，默默地望那一河清澈的流水和岸边的垂柳、芦苇。她很少走出院子，走进吴庄人的生活。偶尔走到人群里，她也总是在一旁静静地看着，听着，依然姑娘一般羞涩地微笑着。大部分时间，她用于照料马水清的奶奶和那两棵柿子树。柿子树沐浴在异乡的阳光雨露中，长得很欢。

爷爷极仔细地照看着她。他不让她下地干活，而是自己佝偻着身躯，气喘吁吁地将粪将水挑到地里，不分早晚地待在地里忙碌。晚上，他总是等她将房门关上了，才端着油灯，摇摇晃晃地走进自己的房间。他很用心地为儿子守护着她。仿佛有一树桃子，现在只挂着一颗最红最熟的了，那是留着给儿子的。怕被风刮落下来，又怕被喜鹊啄去，他一点儿也不能疏忽。

马水清的父亲又回来了一次。

不久，她开始羞涩地挺起肚子。

马水清生下时，正是柿子树首次开花的季节。

马水清的父亲没有回来。

从此，马水清的母亲开始了静默而无望的等待。她耐心地带着马水清，将日子一日一日地在心上流过。她没有焦躁不安，也没有露出太多的忧伤。她只是在没有人的时候，带着马水清到路口去远望。

柿子树结柿子了，一年比一年多。吴庄的人至今都还记得那几年的秋末马水清的母亲往各个人家送柿子的情景：她戴一块杏黄色的头巾，挎一只去了皮的白柳篮子，那篮子里装满了柿子，她一家一家地送着。

在这轻如柳絮却又沉重如磐的日子里，她更加亲近黑暗的正东房，那里面躺着一个衰老的女人——马水清的祖母。

在吴庄，只有上了年岁的人见过祖母，年轻人只是知道在马水清家的那房子里至今还躺着一个老女人。她已躺了三十多个年头了。她是在生马水清的父亲时瘫痪了的。

祖母是马水清的太爷给马水清的爷爷打远方带回来的。与母亲相反，祖母从一开始就厌倦爷爷，厌倦这个家。在祖母面前，矮小的爷爷始终有着一种推脱不掉的自卑和使他终日难宁的歉疚。当年的祖母从木排上岸时，正是芙蓉飘香的时节。她使吴庄的所有女人自惭形秽，远远地观望着，不好意思走近。在她的眼睛里，全体吴庄人都看出了她总有一天要离去的心思。然而，她却如波浪打翻的芦叶小船，永远搁在了吴庄。祖母瘫痪后，爷爷默不作声地伺候着。

祖母平静极了，静如水上一片落叶。她终年躺在黑房子里。她只有通过一方小小的天窗去望天空：游云、日光和月亮。

我虽然到马水清家这么多回，却从未见到过祖母的模样。因为我感到那房间有一种神秘和死亡的气息。来了这么多回，我居然没有听到一丝由祖母发出的声音。但我又分明感到了黑暗中有一颗衰老而宁静的生命。

当年，马水清的母亲走进这间黑房子之后，并没有使这间黑房子里响起话语。多少年以后，我在想：当时，她们可能只是在静默中对望着，只是由一对衰老的目光和一对年轻的目光交谈着，互相抚慰着。

马水清三岁那年，两棵柿子树挂满了柿子，成熟的气味使吴庄的每一个人都闻到了。人们在等待那个戴一块杏黄色头巾的女人挎着白篮子送柿子，然而却永远也等不到了——她像睡着了一样，浮在河那边的荷花丛里，再也不能醒来了。

那年，柿子烂熟后都脱落下来，摔在了地上。

半年后，马水清的父亲回来了。他被军队送到军医大读书，一年前，分到了军医大附属医院。与他一起回来的，是他的妻子，一位漂亮的护士。他们要带走马水清，爷爷不允许。他们颇有点儿无趣地住了些日子，便回上海去了。从此便再也没有回到这个种有柿子树的院子。

马水清显然知道了这个院子里的故事。他的记忆里并没有留下母亲的形象，但他的想象里却有。面对柿子树，他心里会有一种绵绵流来的温暖。在这一时刻，马水清软弱了许多，也温情了许多。

二

这里，我和马水清正在吃柿子，外面忽然起了吵嚷声。

我俩走到院门口往外看，就见有许多人往东跑。

“出什么事了？”马水清问。

其中一个人指着东边，“庄子西头，周国旺家的毛头落水了！”

我们院门也不关，随了人群也往东跑。

约五十米开外的河岸边，已聚拢了五六十人。河里，也已有十多个会游水的汉子。吵嚷声很高，许多人还在庄后的地里割稻子，听到这边的吵嚷声，就纷纷丢下手中的镰刀与扁担，正往这边跑。无数人就在很短的时间内组成一种消息的联络通道，很快把“周国旺家的毛头落水了”的消息朝一个很大的范围内传播着。到处是跑动声与叫喊声，而这些跑动声与叫喊声又正在往出事地点聚集，使出事地点越来越像口巨大的沸水锅。

说来也许有点儿不太人道，我在如此情景中，竟没有太多为那个叫毛头的孩子的生命而担忧的心情，也没有因为一个活活的生命被大河所吞没而产生的恐惧，只是觉得有点紧张，更多的是兴奋与刺激。我回头瞥了一眼马水清，觉得他眼中所透露出的情感与我竟如出一辙。

我有许多奇特的童年记忆，其中之一便是：溺水以及对溺水者的寻找与抢救。

这一带出门便见水，沟河纵横，走三里路少说得过五座桥，“水网”二字最是贴切，溺水的事情也就很容易发生。到了发大水的季节，水漫到门口了，过去是低洼的地方也变成了河，陆地一下缩小了许多，只见到处水光涟涟，溺水的事情就更容易发生了。每到这样的季节，几乎隔几天就能听到一个消息：某某地方又淹死了一个小孩，或某某地方又淹死了一个老头，尸体在十里外才浮上来。那些日子，显得有点恐怖，仿佛随时都能从水面上看见一具浮尸似的。这地方上的人，就像现在城里人叮嘱小孩上学过马路要小心车辆一样来叮嘱他们的孩子：“当心水！”“别到河边去！”“坐船坐稳了！”还编织出许多关于“马佬”（大概是水鬼的另一种说法）的故事，阴森得可怕，以吓唬孩子别靠近水边。船上人家，则用绳拴了孩子的脚脖，并斜背了一只葫芦，那葫芦又漆成红色，以便于孩子万一落水之后，醒目可见（为此，我写过一篇叫《红葫芦》的短篇）。然而，千防万防，溺水的事情还是发生。在我离开这一带之前的二十年生活中，至少平均每年有一次这样的记忆。这些记忆还都是我亲在现场的记忆，它们至今还一一地记存于我的脑海之中，每每想起，眼前便是一个个惊心动魄感天地而泣鬼神的巨大场面。

这个叫毛头的孩子不又溺水了吗？

凡会游泳的男人们都英勇地下水去了。

“撑船去！”“牵牛去！”“毛头他妈妈呢？”“在地里。”“来了来了。”……人们叫着，问着，答着，河岸边人声鼎沸。

那孩子的斗笠和一只布鞋还在水面上漂着。

男人们像被渔人跺着船板催促着沉水捕鱼的鱼鹰，不停地扎猛子，水面上不时露出一颗湿漉漉的脑袋，面色发白，发乌，睁着一对瓷白瓷白的大眼，张着大嘴喘气，见岸上都是询问与催迫的目光，不敢久留水面，不一会儿，就看到他们脑袋往水中一扎，身体倒转过来，有一个屁股和一双腿忽闪了一会儿，又不见了，只留了一团水花。于是，就有许多抱了希望的目光各自追随着那些根本不知去向的水下人。有时，那么多人同时浮到水面上来，互相说着“没有”，又同时扎下水去，竟留下一大片安静的水面来。那片刻的安静，仿佛过了一个世纪。

使我们从纯粹的场面感而引起的兴奋中忽然意识到这是一场生命之战的，是那孩子的母亲。

这是一个极其瘦小的女人，瘦小得简直像一只耗子。

她家的地离庄子最远。她是少数几个最后听到消息的人中的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像耗子一样的女人，在与包括她丈夫在内的几个健壮的男人一起往河边跑来时，竟然把那几个男人抛在了后面。当有人说“看，毛头他妈来了！”我们都掉转头去看时，只见这个瘦小的穿着白衣服的女人，在一片林子里穿行而来。我们在树与树之间的空隙里只看到了一闪一闪的白色。

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说：“别让她跑到河边去。”

于是人群一下聚拢起来，给那女人立起了一道铜墙铁壁。

然而，那女人竟像一枚锐利的炮弹，一下子就撞开了这道铜墙铁壁。

就在她要扑进大河时，无数双手，几乎是在同时，扯住了她的胳膊、裤子、褂子与头发。她望着那顶破损的斗笠与那只鞋头已被大拇脚趾捅出洞的布鞋，长叫了一声“毛头——”便立即瘫软如泥。她口吐白沫，晕厥了过去。于是，一边有人掐她的人中，一边有人大声喊：“去叫医生。”医生就在人群里，闻声而来。他到河边双手捧了一捧水，然后含进嘴里，对着那女人的面孔，圆起双唇，有力而均匀地将水喷出。然后，他把那正按人中的人推开，取而代之，用他似乎专门留出的长指甲，死死地掐住了那女人的人中。不一会儿，她吐出一口气来，双眼闭着，像在梦中一样呼唤着：“毛头……毛头……”眼角上滚出大粒的泪珠。

几个妇女见如此情景，再看一眼无望的大河，紧紧拉住自己的孩子，也跟着流出泪来。

河边不再有喧哗，只有水声。

那女人渐渐恢复了神志，却未能恢复气力，被人扶着，对着大河不住地哭，不住地呼唤她的孩子。那声音哀切、凄婉，催人泪下。

妇女们围着她，不住地说着宽慰她的话：“没事的，没事的。”“这么多人在摸呢，在找呢！”“毛头会好好的。”……

我和马水清都朝河上望着。人们已经没有多大力气了。一颗颗脑袋总是长时间地浮在水面上喘气。已是深秋，深水处的水温，已经凉得他们不能多次忍受了。他们尽管还扎着猛子，但我以为，他们实际上都未扎到水底，而半途间就又返回了。撑来几只船，几个人趴在船边上，用长长的竹篙在深水处小心翼翼地试探着。

那女人似乎意识到她的毛头永不能回了，一边哭，一边很无条理地诉说着毛头的种种可爱与她对毛头的种种不周之处。这种诉说，把在场的女人们搞得都很心酸。

一个光头的孩子挤进人群，问：“谁掉到河里去了？”

没有人理会他。

那孩子偏问：“谁掉到河里去了嘛？”见依然没有人理会，他也朝河上望。

一个中年男子忽然转过头来，盯着那孩子看，然后手一指，大声叫起来：“那不是毛头吗？”

所有的目光都转过来看那孩子，“毛头！就是毛头！”

那孩子觉得这些目光很奇怪，显得愣头愣脑的。

一个汉子抱起这个六七岁的孩子，向那个瘦小如耗子的女人跑去，“毛头他妈，毛头在这儿！”

那女人望着这孩子，目光呆滞。

“是毛头！是你的毛头！”妇女们说。

那女人慢慢站起来，用手背擦了擦眼睛，然后浑身颤抖如寒风中的枯叶，接着就是一手扭住孩子的胳膊，扬起巴掌，发疯一样扇打孩子的屁股。那孩子大概从未受过如此疼痛的扇打，像被火烫着了似的跳着，嗷嗷乱叫，眼泪哗哗下来了。那女人边打边问：“你去哪儿了？说！你去哪儿了？说！”

众人上来拉住了那女人。

孩子就哭泣着说：“我和大庆在那边林子里玩，他欺负我，我就跑到河边，把斗笠和鞋扔到了河里，吓唬他……”

那个跑回庄里向大人嚷嚷着“毛头掉下河了”的大庆，比毛头矮一点儿，此时正拖着鼻涕站在那儿乐。

“后来呢？”大人问。

“我去奶奶家草垛底下藏起来了。不一会儿，就睡着了。”那孩子说着说着，大哭起来，仿佛他真掉下河刚被人救活了似的。

那女人不打他了，却一把搂住他，用那张干燥的嘴在他脸上、胸口、胳膊上胡乱地亲，还把脑袋抵住他的胸口直摆动。孩子不太小了，对母亲当着这么多大人，尤其是当着这么多孩子的面如此地表现亲热，有点不好意思，就本能地伸出手去拒绝她。而她根本不管他是好意思还是不好意思，乱亲了一气之后，又将他抱在怀里。孩子长得不矮了，而她又很矮小，抱起孩子之后，让人觉得不像母子俩。

她抱着孩子往家走。

孩子挣扎了一阵，终于无奈，就老老实实地趴在她肩上，一副乖乖的样子。

很多女人就随了那个不断哭着的女人，一路泪水地走回庄里去。

那女人甚至把后面一行湿漉漉的男人们都感动得无声无语。

一行队伍，静穆地流向庄里。

我和马水清走在最后。回到家之后，马水清就一直很沉默地坐在那把宽大笨重的红木椅子里。起初他照了一阵镜子，后来把镜子放在旁边的桌子上，就那么一动不动地坐着。我觉得那沉默是不能被打破的，就坐到院门口去等爷爷。偶尔回头看一眼屋里，见马水清还是纹丝不动地坐在椅子里。黄昏时的余晖正从天窗照射到他的身上。

三

天很黑了，爷爷才回来。见了我们，他很高兴。昏暗的灯光里，掉光了牙齿的嘴巴，像老牛反刍似的蠕动着，一撮灰黑的胡子像一把枯了的秋草一撅一撅的。我们问他去哪儿了，他说他刚才也在河边上的，并没有见到我们，见毛头找到了，就又直接去了庄后的柿子林里——柿子熟了，总有人偷摘柿子。

“三呆子呢？不是雇他看柿子林的吗？”马水清问。

“他不看了，说我们给他的柿子太少。”爷爷抹着总是流泪的眼睛。

“那就再给他一树柿子。”马水清说。

“就等你回来拿主意呢。”爷爷说。家中一切事情，不分巨细，处理起来，爷爷总要得到马水清的意见。

“三呆子这个杂种！就再给他一树柿子！”马水清强调了一遍。

爷爷进了厨房，开始为我们弄晚饭。马水清还是坐在椅子里。我帮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