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斯特的作品诚然不同凡响，不过最狂热的崇拜者也不得不承认它有一大毛病——这书实在长得没边。如他弟弟罗贝尔所言，“要想读《追忆逝水年华》，先得大病一场，或是把腿摔折，要不哪来那么多时间？”但是诊出肺结核或断腿打了石膏躺在床上，得了闲工夫的人又须迎接新的挑战，那就是普鲁斯特式的冗长句子，它们盘曲缠绕，如同长蛇。最长的句子出在第五册，要是以标准印刷字体排成一列，差不多要有四米长，足可围着酒瓶底部绕上十七圈：

阿尔弗莱德·安布罗从未见识过这样的玩意儿。他是享有盛名的奥兰多夫出版公司的头儿，还在1913年初，作家罗贝尔就请他考虑普鲁斯特的书稿。罗贝尔与这家出版公司有合作关系，一直在促成普鲁斯特作品的出版。

安布罗匆匆翻了翻小说的开头，眼里满是疑惑，“我亲爱的朋友，恕我眼拙，”他答复道，“我实在搞不懂，这家伙干吗花了三十页纸写他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

真是无独有偶，几个月前，法斯盖勒出版社请的审稿人雅克·马德莱也读过这捆书稿。“七百二十多页读下来，”他说道，“不知因摸不着头脑叹了多少回气，因终不见了局发了多少回烦，到头来还是一头雾水，没一点头绪。整个不知作者在写什么。到底是什么意思？作者究竟是何用意？天晓得！实在不知对这本书说什么好。”

不过马德莱还是就前十七页的内容写了个梗概：“有个人患了失眠症。他在床上翻来覆去，睡意蒙眬间，昔日的印象和幻象浮上心来，这里面有些就是写他小时与父母住在贡布雷时如何深更半夜还难以入睡。老天爷！写了十七页！有个句子（第四页末至第五页）居然有四十四行。”

其他的出版社反应也差不多。无奈之下，普鲁斯特只好自己掏钱出书（几年后他则可以拿那些因错失良机追悔致歉的商家寻开心了）。但是指责此书繁缛冗长、难以卒读的，仍大有人在。1923年底，《追忆逝水年华》已然名声大噪了，普鲁斯特还收到过这样一封信，写信的是个美国人，她说自己芳龄二十七，现居罗马，生得花容月貌，三年来她诸事不问，专心拜读他的大作。不过她有一事见告：“我就是读不懂，一点也不懂。亲爱的普鲁斯特先生，您就不要阳春白雪，下里巴人一回吧。请用两行字告诉我，您到底想说些什么。”

这位罗马佳丽的沮丧很说明问题：普鲁斯特的拿腔做调有违关于长度的一个基本法则，该法则规定，表现某种经验，自有合适的字数，其长短与欲表现者正相匹配。普鲁斯特的问题不在写得太多，而在他总是抛开主题，没完没了地扯闲篇。睡觉？两个字就结了；主人公闹肚子或是接下去写院里的一只德国牧羊犬在下崽？四行足矣。但是普鲁斯特的假门假式不光在写睡觉时发作，不拘写晚宴、诱惑还是嫉妒，他总是会旁逸斜出，离题万里。

“全英普鲁斯特梗概大赛”的灵感就是从这儿来的，这节目由蒙蒂·派尚在南部的一处海滨度假胜地主持，大赛要求参赛者在十五秒钟以内概述七巨册的《追忆逝水年华》，身着泳装和礼服上场交卷。第一个参赛者是来自卢顿的哈里·巴格特，他匆匆交上了下面的几行字：

普鲁斯特的小说显然写的是时间的一去不返，无知与经验，以及对恒久价值、对重获时光的强调。小说最终是乐观的，同时又放在了人类宗教经验的背景上。在第一册中，斯万去拜访……

此时十五秒钟已到，不能再写了。“很好，”节目主持人有几分勉强地说，“可惜他由对作品的总评开始，未及进入细部。”他对该选手感谢了一通，又对他的泳裤恭维一番，而后就让他鞠躬走人。

虽说这人栽了，整个大赛还是让人充满希望，十五秒内搞掂普鲁斯特，将洋洋洒洒七大本的内容缩为梗概，而且不走样、不弄到鸡零狗碎，并非不可能。只要有一个应征者，就算大功告成。

普鲁斯特拿什么当早饭？病重之前的惯例是两杯极浓的牛奶咖啡，外加一块羊角面包。咖啡盛在镌有他姓名缩写的银壶里，他喜欢在过滤器中装满咖啡，让水一滴一滴滤过。面包则是让女仆专门到一家糕饼屋买来，就这家店做的面包松脆可口，恰到好处。普鲁斯特就这么将羊角面包泡在牛奶咖啡里慢慢吃着，一边开始读来信，看报纸。

对看报这事，普鲁斯特可谓爱恨交加。在十五秒内压缩七大本的小说诚然非比寻常，可就每天都须出报，就内容繁多而言，报纸要做的压缩工作恐怕尤有过之。每天报上的内容都足可写上厚厚二十大本，却不得不压缩成寥寥数行，去同一大堆曾经大红大紫而今没颜落色的故事争夺读者的眼球。

普鲁斯特写道：

读报这事让人生厌，又让人欲罢不能。谢天谢地——过去的二十四小时里天底下出了那么多的事儿：死了五万人的战争，谋杀、罢工、破产、失火、离婚、投毒、自杀，政客与戏子的无情……对我们这些看客，种种的不幸与灾难皆化为一顿可口的早餐，再配上点煽情的牛奶咖啡，火爆刺激，真是妙不可言。

我们本想将这些简无再简的消息看个仔细，老想着再呷一口咖啡的念头却不免让我们心神不属，何况那版面上此时又落了不少面包屑。当然，这也不打紧，报道将事情压缩得越厉害，我们似乎就越不必为弄清事情的原委劳神费心。忘掉五万人死于战火，叹口气把报纸搁过一边，在枯燥的日常生活中来上那么点淡淡的忧郁，想想其实一天里什么事也没有，心里何等轻松。

但这不是普鲁斯特的方式。我们从吕西安·都德不经意的议论中看到的，是普鲁斯特完整的哲学，他的这套哲学不单关乎阅读，而且关乎人生：

他读报非常仔细，甚至连新闻摘要都不放过。他的想象和虚构本事实在了得，一则新闻提要到他这儿可以化为一部或喜或悲的长篇小说。

《费加罗报》普鲁斯特每天必读，该报的新闻提要，胆小的人看了，真得犯心脏病。1914年的某个早晨，读者可在报上看到下面这些内容：

在维尔邦涅大街繁忙拥挤的路口，一匹马突然撞上一辆有轨电车的后部，结果电车翻倒，三位乘客受重伤，被送往医院。

在奥贝一家变电站工作的马塞尔·佩热尼先生在向朋友介绍电站情况时，手指不慎碰到高压电线，当场身亡。

当教师的居勒·雷纳尔先生昨在地铁共和国站以左轮手枪对准胸口，开枪自杀。据称雷纳尔先生患上了不治之症。

难道这样的新闻也能生发出悲剧性或喜剧性的小说？居勒·雷纳尔？这位左岸女子中学的化学老师婚姻不幸，原就患有哮喘，又被诊断得了直肠癌，听上去颇似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或是左拉笔下的人物。触电身亡的马塞尔·佩热尼呢？他那么热心地向朋友显摆电器设备知识，终以身殉，乃是为了促成儿子的婚事：他那兔唇儿子塞尔吉看中了朋友不穿紧身胸衣的女儿玛蒂尔德。维尔邦涅大街的那匹马呢？它会一个跟头翻上电车，怕是在怀念过去参加障碍赛的好日子，要不就是在为前些天集市上被撞死的兄弟报仇，人真可恶，竟将它兄弟做成了马排——这故事写成专栏小品颇为相宜。

关于普鲁斯特的借题发挥的本事，还有一更严肃正经的例子。1907年1月，他正读报间，忽被一头条新闻摘要“疯狂的悲剧”吸引。出身中产阶级的年轻人亨利·梵·布莱伦伯格“疯病发作”，用厨刀刺死了母亲。他母亲惊呼：“亨利，亨利，你对我干了什么？”双手伸向天空，倒在地板上。亨利随即将自己反锁在房间里，想用那把厨刀割喉自杀，却找不准血管，于是又拿了把左轮手枪对着太阳穴扣动了扳机。但他玩枪也是个生手，警察（其中有一位碰巧也叫普鲁斯特）赶到现场时发现他在自己房间的床上，脸上血肉模糊，一只眼球悬于眼眶外，与满是鲜血的眼窝似断似连。警察向他询问躺在外面的母亲是怎么回事，他未及说完即一命呜呼。

倘若与案犯是陌路之人，普鲁斯特对这报道也许扫上几眼，深呷一口咖啡，便即放过。偏偏他与这位温文尔雅、多愁善感的亨利·梵·布莱伦伯格在几次宴会上见过面，有过几次书信往还，就在几个星期前，还收到过他的信，信中布莱伦伯格询及他的健康，悬想新年二人运气如何，且希望他们不久即能再度见面。

阿尔弗莱德·安布罗、马德莱和那位定居罗马的美女读者或许都会下此判断：对此骇人听闻的罪案，最相宜的文字表述是一二惊叹之语。普鲁斯特则整整写了一篇满满五页纸的文章，将这个眼球悬于眶外的厨房惨剧放到更大的背景上细加探究。他不肯仅仅将此故事看作一桩闻所未闻、难以置信的凶杀案，宁将其视为人性中固有悲剧因素的又一显例，而自古希腊迄今，人的悲剧性恰是西方众多伟大作品的中心主题。在普鲁斯特看来，亨利弑母时的疯狂一如埃阿斯杀心顿起，令希腊羊倌及羊群惨遭杀戮时那莫名的愤怒。亨利就是又一个俄狄浦斯，亨利眼球悬于眼眶之外，俄狄浦斯以取自其母（亦其妻）伊俄卡斯特死时衣上的金扣刺瞎自己的双眼，二者正相仿佛。亨利看着母亲死去想必会感到心痛欲绝吧？这情景让普鲁斯特联想到抱着考狄莉娅尸身痛哭的李尔王，彼时李尔王哭喊道：“她永远去了。她已归于尘土。再不会，再不会活过来了！为什么狗、马、老鼠之类都还活着，你却再无一点呼吸？”当警官诘问奄奄待毙的亨利之时，作家普鲁斯特却感到自己就像《李尔王》剧中的肯特，正在让爱德加别去惊动意乱神迷的李尔王：“别打扰他的灵魂，哦，随他去吧。”

这一番引经据典并非只是卖弄学问（尽管普鲁斯特碰巧说过这样的话：“若是别人的说法较自己苦思冥想所得更有意思，断不可错失良机，拒不引用。”），我们毋宁认为，这是引导人们思索弑母惨剧背后深意的一种方法。对普鲁斯特而言，梵·布莱伦伯格对每个人均有启迪意义，我们不能以为事不关己，全然置身事外而遽下判断。也许我们只不过是忘了给母亲寄生日贺卡，然当听到梵·布莱伦伯格夫人“你对我干了什么？！你对我干了什么？！”的呼号，隐隐的罪恶感也会油然而生。“‘你对我干了什么？！你对我干了什么？！’——如果于此深思，”普鲁斯特写道，“我们或许会发现，惟有深爱儿子的母亲，才会在濒死之际，如此深切、绝望地责备儿子。事实是，随着时光推移，我们往往会以我们的关爱，以我们令他们承受的忧虑和不时的惊恐，将所有爱我们的人均置于死地。”

经这样一番生发，一个看似并不比本埠消息中寥寥数行的花边新闻更起眼的故事，竟可进入悲剧史，走入母子关系的普遍主题，而它竟能唤起我们复杂的同情。须知这样的同情人们通常只给予舞台上的俄狄浦斯，为一则早报上的凶杀案唏嘘不已乃至大惊小怪，则被认为是过于滥情。

于此我们也就知道，人类的经验是多么微妙脆弱，经不起半点删削压缩，这样的经验原本可以成为明确的路标，引导我们走出迷途，而人们却是那样漫不经心，随手即将其弃置一旁。事实上，许多文学作品和戏剧就其题材而言，与早报上的花边新闻大同小异，若是取了花边新闻的形式，最初又是在餐桌边读到，我们会毫无反应，而这些作品恰恰早已被证明是根本无法删削压缩的。

维罗纳一对年轻恋人的惨剧：一青年男子误认恋人已死，自杀身亡。其恋人苏醒后见情人一命呜呼，亦以身殉。

俄国一年轻母亲因家庭纠葛投轨自杀。

法国外省一年轻母亲因家庭问题饮药身亡。

——此等消息实在平淡无奇。然而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福楼拜等却以其卓越的艺术告诉我们：即使琐碎如花边新闻中的罗密欧、安娜·卡列尼娜、包法利夫人故事，亦有深意存焉。只要脑子正常，任何人皆可从中看出，这是些配得上伟大作品、有资格登上环球剧院舞台的人物，而一眼望去，这些人物与维尔邦涅大街冲向电车的那匹马，与奥贝那位触电身亡的佩热尼先生，似乎毫无差别。由此普鲁斯特宣称，艺术作品是否伟大与其取材如何毫无关系，而与对题材的处理则息息相关。进而他还断言，以艺术的眼光，即芥子之微亦可见须弥之大，我们会发现，甚至报上的一则香皂广告，也可以像帕斯卡尔的《沉思录》一样，令人回味无穷。

布莱兹·帕斯卡尔生于1623年，自小即被目为天才（并非仅仅是其显贵的家族自相标榜）。二十岁时他已弄通欧几里得的三十二条定理，继则穷究数学，测算大气压力，制作计算器，设计公共马车。染上肺结核之后他还写了一部为基督教辩护的格言集，这部语带悲观却文采斐然的书，即是鼎鼎大名的《沉思录》。

《沉思录》的价值不言而喻，我们从中获得启示也丝毫不必惊讶。此部大作在文化史上自有其不可动摇的地位。它令我们生出此想：若是掩卷之后仍不晓其价值，应责备的不是作者，而是我们自己。当然《沉思录》的妙处我们还是看得出，因为此书所论具有普遍意义，文字引人入胜且有某种现代的简洁。“我们并非总是挑那些出身高贵者当船长，”——有一则格言这样写道。这是对世袭贵族的抗议，如今我们自不难欣赏其中的冷嘲热讽，而在帕斯卡尔的时代重门第而不重才能，此种言论真称得上惊世骇俗。帕斯卡尔在此一语双关，以航海喻政治，不动声色地讥刺了某些人仅因出身世家即能身居高位的陋规：出身贵胄者或许会反唇相讥，就算他们连乘法口诀都拎不清，到了七乘几便一筹莫展，他们命中注定还是会独揽大权，你又奈何？——帕斯卡尔时代的读者也许会惧于此等盛气凌人的声势，不敢与之争辩；但若是有位对航海一窍不通的公爵要充船长领他们过好望角，再以类似的说词作论据，他们恐怕多半就不会逆来顺受，听之任之了。

再来看看普鲁斯特说的香皂广告吧。这离帕斯卡尔引我们进入的精神领地何其遥远！画中的长发美人喜不自胜，一念全在香皂。但见她手捧前胸，身边即是铺了软垫的首饰盒，盒中与项链在一处的，居然是码得整整齐齐的香皂。

肥皂泡予人的快感当真能与帕斯卡尔《沉思录》予人的启迪相提并论？这似乎不大说得通。当然也非普鲁斯特本意。他只是告诉我们，即使微末如香皂广告者，也可成为我们沉思的起点，由此直趋深处，其所获或者不下于《沉思录》中那些已然充分表达、充分展开了的思想。此前我们不会对肥皂之类遥想深思，也许是由于因循的观念，这种观念认定思想只可见于此，不可见于彼；也许是起于心灵的麻痹，岂不知正是心灵的力量指引福楼拜将一则少妇自杀的花边新闻升华为《包法利夫人》，也正是心灵的力量令普鲁斯特在他那部巨著的开头就睡意蒙眬的状态整整写了三十页。

普鲁斯特之耽于深思，我们于有关他阅读的另一事例中亦可见一斑。他的朋友莫里斯·多布雷告诉我们，当其难以成眠之时，马塞尔最喜欢读的，竟是火车时刻表。

火车时刻表

普鲁斯特在其生命的最后八年根本不可能离开巴黎，对这样一个病人，关心圣拉扎尔车站的火车何时发车，可说毫无意义。然而普鲁斯特不仅读，而且还读得津津有味，如同那是一部写乡间生活的引人入胜的小说。单是时刻表上外省火车站的站名，即足以引他浮想联翩，据此他能想象出一个鲜活完整的乡间世界：农舍里家庭生活的活剧，乡下官吏的胡作非为，以及田间的劳作。

普鲁斯特辩称，如此陶醉于随心所欲的阅读，正是作家的典型特征，惟真正的作家才会对那些看似与伟大艺术了不相关的东西深感兴趣，流连忘返。作家正是这样一些人，对他们而言——

不拘外省剧场一场拙劣透顶的音乐演出，或是高雅之士以为可笑之极的晚会，都能唤起回忆，且引人心醉神迷，浮想联翩，大剧院上演的大戏或圣日耳曼区举行的迷人晚宴则未必有此效果。在雅人看来，火车时刻表不过是不得已翻翻的印刷品，然而对他而言，火车时刻表上北方铁道站的站名却远比煌煌哲学巨著更有意思，这表上满是些他从小到大没听说过的地名，他喜欢想象自己在某个秋日的傍晚到了某个车站，下了火车，时已深秋，木叶尽脱，空气里弥漫着秋天清冷的气息。高雅之士不免要出言相讥：才华过人而耽读此类垃圾，真是愚不可及。

——纵使不能说“愚不可及”，也总是大悖常理吧。刚认识普鲁斯特的人，常会产生这样的印象。普鲁斯特往往会问生活中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诸如日常用品广告、巴黎到勒阿弗尔的火车时刻表之类，但有谁没事干，尽琢磨这些没要紧的事？

1919年，年轻的外交官哈洛德·尼科尔森在里兹饭店的一次晚宴上经人介绍，与普鲁斯特相识。其时一战刚刚结束，尼科尔森作为英国代表团的成员，随团参加巴黎和会。他对自己的使命颇感兴趣，然而他发现，普鲁斯特对此事的兴趣较他尤有过之。

在日记中，尼科尔森记下了那天的晚宴：

一次盛宴。普鲁斯特面色苍白，脸形瘦长，胡子没刮，不修边幅。他不住地问我问题，让我告诉他会上工作是怎样进行的。我说：“是这样。通常我们是十点开会，身后是秘书……”他马上说：“请别，请别，这样说太快了。从头说吧。您乘的是代表团的车。您在外交部下车。而后沿楼梯而上。接着您来到大厅。好吧，接着说。请精确一点，我亲爱的朋友，请精确一点。”于是我只好事无巨细，一一道来。什么装模作样的外交礼节，什么握手寒暄，地图，翻动文件发出的声音，隔壁房间里的茶水，杏仁饼干……总之什么都说到了。他听得津津有味，不时还要插上一句：“精确一点，我亲爱的先生，请别太快。”

“别太快”似乎是普鲁斯特的口头禅。“别太快”的好处是，当我们玩味事情的过程时，这个世界会变得更有意思。尼科尔森原本三言两语就将早上的事交待了（“是这样，我们一般十点钟开会”），现在则说到了握手、地图、翻动文件发出的声音，说到了杏仁饼干。那杏仁饼干尤其值得一提，它可视为普氏“别太快”之说的一个极好的象征——如果我们行色匆匆，就不可能留意到它诱人的香味。

少一点贪欲，多一点体察，放慢了脚步的我们就会变得更有同情心。再想想那位不知所措的梵·布莱伦伯格，我们提起那桩弑母案时，就会将心比心，而不是嘀咕一声“疯子”就将报纸翻到下一页。

其实这样延展思绪，不惟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罪案，即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也大有好处。普鲁斯特的叙述者曾以无比冗长的篇幅来描述面临抉择时的优柔寡断，他不知是否应向女友阿尔贝蒂娜求婚，有时他觉得离了她自己就活不了，有时又确信自己根本不想再见到她，——真是痛苦万状。

若是在前述“全英普鲁斯特梗概大赛”中要求概述这一段，娴熟一点的参赛者不到两秒钟就可将其搞定：“年轻人不知他是否当求婚。”虽说没有简短到这地步，书中叙述者收到的那封信却也有同样的效果。此信是他母亲寄来，信中提及他在婚事上的举棋不定，首鼠两端，其措辞令他顿觉自己夸饰可笑：此前那样思前想后，分析来分析去，真是小题大做，何苦来哉。读罢此信，叙述者对自己说：

我一直在想入非非，事情其实很简单……我是个优柔寡断的年轻人，不过是个再寻常不过的结婚问题，就为了结婚还是不结婚，花上那么多时间。而对阿尔贝蒂娜说来，这事根本就没什么特别。

看来简洁的叙述也并非一无是处。我们“感到不安”，我们“想家”，我们“迁入新居”，我们“面对死亡”，或是“害怕撒手”——就这么直截了当。如此这般，倒可直奔主题，远兜远转，大费周折，似乎显得多余。

可是事情通常并非如此简单。普鲁斯特笔下的叙述者读罢母亲的信，过片刻回头再想，就觉他和阿尔贝蒂娜间的事远不像母亲说得那么易于分解，是故他又重新回到冗长，花了几百页的篇幅将与阿尔贝蒂娜交往的前前后后细加追溯（“别太快”），结末还发了下面这一通议论：

如果置身局外，当然可将任何事都大而化之，权作报上飞短流长的花边新闻看。若是事不关己，没准我自己也是如此。但是和阿尔贝蒂娜之间发生的一切我心知肚明，至少我知道自己的所思所想，知道我从阿尔贝蒂娜眼睛里读出来的话，知道折磨我的恐惧，还有我不断就与阿尔贝蒂娜的关系想着的问题，这些全都千真万确，一样也假不了。优柔寡断的求婚者，没指望的婚约——外人眼中，我的情形也许就是这么个老套的故事，就像一位熟极而流的记者看罢一场戏，马上就塞给我们一篇报道，以易卜生某个剧本的主题将那出戏一言道尽。但是，有些东西注定是那报道不能尽言的。

这一课有何教益？他让我们好好去品戏，耐心读报，如同那是悲剧小说喜剧小说的顶尖之作，或者，如果有必要，就花上三十页去写蒙眬的睡意。如果没那么多时间，至少别学奥兰多夫的阿尔弗莱德·安布罗，法斯盖勒的马德莱，对这二人，普鲁斯特曾下过如此定义：“忙得没工夫做手上的事情的‘忙人’，因‘忙’而总是兴兴头头——尽管忙得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