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离开布利诺夫骑兵第5师①，由日托米尔市来到莫斯科刚成立的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学习，已将近四年了。我们班共有十三人。朋友们打趣说：这是不吉利的数字②，别想指望成功。但是，预言并没有应验。大家的学业都还顺利。不错，“魔鬼的一打”不久就变成了普通的一打：有一个学员由于成绩不好退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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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布利诺夫（1892—1919）是俄国国内战争时期第9集团军骑兵群司令员。他战死后该集群被改编为布利诺夫骑兵第5师。——译者注。

②按欧美等地的迷信说法，十三是不吉利的数字，被称为“魔鬼的的一打”。——译者注。

军事学院使我们学到了很多知识，特别是军事学术方面的知识。教学的成绩可由我们班一些学员成为该院教员这一事实得到证明。最先补充日益减少的教学干部的学员，是爱沙尼亚人、旅级①约翰·别布里斯及上校尼古拉·叶梅利亚诺维奇·斯维里多夫、康斯坦丁·费奥多罗维奇·斯科罗博加特金等，他们学完第一学年后很快就转任教学工作。我们的班长、旅级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克利莫夫斯基赫和老练的飞行员伊万·尼基福罗维奇·鲁赫列少校，也在他们之后踏上了这一艰难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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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里的旅级指的是军衔，而不是职务。苏军1935年实行军衔制后，起初只设元帅和校、尉军衔，未设将军军衔。高于校官的军衔依次为旅级、师级、军级、二级集团军级、一级集团军级；政治干部军衔也相应分为旅政委级、师政委级等等。1940年5月进行部分改革后，师级以上军衔依次改为少将、中将、上将、大将，但旅级仍保留，政治干部军衔也未变，一直沿用到1942—1943年实行统一的军衔为止。本书涉及的军衔很复杂，读者可据此进行对照。——译者注。

我顺利通过了毕业考试，而且已在等待派往部队，可就在这时我也突然被建议留下担任该院主任教员。尽管我没有特别的奢望，但还是同意了。

我教了两年课。工作很正常。我同教研组一起熟悉了新的职责，看来，任何东西都未曾影响我对自己境遇的满足。但是，就象一个游牧人总想离开住久了的地方一样，我这个在沸腾的部队生活中同无休止的演习和行军打了半辈子交道的人，也开始渴望回到习惯的如意环境中去。对于妻子，我不想过早用我不安分的幻想去扰乱她。她和所有做妻子的一样，更安于平静的定居生活，希望孩子们能正常学习，而不是频繁地从一所学校转到另一所学校。

我进行了几次尝试。但没有结果，每次都被婉言谢绝了。

有一次，我同阿尔古诺夫交谈。我们很羡慕从学院毕业后到部队的同志。旅级B·E·克利莫夫斯基赫脱离教学工作后，当上了西部特别军区参谋长。我的好朋友，一个非常可爱的人阿纳托利·尼古拉耶维奇·科罗廖夫被任命为莫斯科军区的军事交通部长。曾同我们一起学习的特罗菲缅科上校，则已获得师级军衔，在指挥中亚军区了……

“我和你，”阿尔古诺夫苦笑了一下，“很快就要变成有学问的可怜虫了。就象俗话所说，没有说我们的故事，也没有唱我们的歌。但人们还会说……会说：这些可怜的理论家，脱离部队生活……其实我们有什么过错呢？”

我本想提出异议，说当总参军事学院的主任教员也是崇高的荣誉。但是，另外的念头却不知不觉地袭来。我们这儿有时确实不知因为什么轻视在军事院校、国防人民委员部①直属机关甚至总参谋部工作的指挥员。这种作法有时便使年轻有为的军官不愿意以至害怕在中央直属机关任职，担心五年后突然比毕业后到部队工作的同学“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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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即今国防部。——译者注。

那个时候，在院校和中央直属机关任职同在部队任职的人之间地位上的差别十分显眼。

我在军事学院的四年内，很少有教员晋衔，而那时他们的学生在部队却得到了令人眩晕的提升。

我和现在知名的军事首长、我的老朋友米哈伊尔·伊里奇·卡扎科夫大将，是一起由布利诺夫骑兵第5师来上军事学院的。记得当时他是少校。一年后，米哈伊尔·伊里奇中断学习到了中亚军区。又过了两年，我便要高兴地祝贺他被授予师级军衔了。

过去常有这样的事。很遗憾，现在也还有……

“你听说了吗？”阿尔古诺夫问我。“朱可夫大将被任命为基辅军区司令员了。假如给她写封信，会怎样？难道他不会帮助老同学吗？要知道你不是请求来莫斯科，而是请求去部队……”

我思考着朋友的建议。的确，我同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早就熟悉。我们同时指挥过骑兵团，1924年至1925年还一起在列宁格勒高级骑兵学校学习过。但是，我很不愿意连这样的事也利用人们所说的私人关系。就在这时，我的同学鲁布佐夫少将突然到莫斯科来接家眷。我们曾一起在军事学院学习，然后又一起当教员。几个月以前，鲁布佐夫到部队去了。这个人能干，精通参谋业务（他是在当步兵军参谋长时来上军事学院的）。这次相逢使我们彼此都很高兴。

“怎么样，现在你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我问。

“在朱可夫那儿，”他自豪地回答，“当作战部长。”

“嘿，你也走运了！我可怎么也脱不开身。”

“喂，”鲁布佐夫热乎起来，“你向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①求助吧。他会帮忙的。他很了解你。一句话，你快写信，我亲自交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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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是对朱可夫的尊称。在苏联，只称对方或第三者的名和父称是表示尊敬或礼貌。名和父称一般在姓的前面，但有时也在姓的后面。——译者注。

就这样商量好了。信是简短、报告式的：

“我的全部军事生涯都在部队渡过，迫切希望到部队去……同意担任任何职务。”

写这封信不单是因为渴望变动位置。国际局势已经越来越紧张。欧洲正在进行战争。英国和法国千方百计把祸水东引，怂恿法西斯德国来打苏联，现在它们自己却不得不在抵抗它的猛烈进攻。它们背信弃义的政策使它们自食其果。我国政府试图同英法达成协议，采取联合行动防止法西斯侵略，但没有任何结果。两国反动政府指望在政治上孤立苏联，将苏联置于希特勒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的夹击之下。

党和苏联政府的英明防止了这一危险。和德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使国际反动派假手德日军国主义消灭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又一个企图遭到了破产。

当然，谁也不相信德国的法西斯政府会长期坚持睦邻友好的立场。苏联人民明白法西斯分子是如何疯狂仇视工人和农民的国家的。但是，苏德缔结的互不侵犯条约不仅打破了国际反动派的企图，而且使我国人民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这些时间是巩固国防力量所迫切需要的。

记得在总参军事学院的教员和学员中，对欧战前景越来越频繁地发生了激烈争论。许多人公开说，希特勒匪军在击败法国后可能转向东方侵犯我们的祖国。

对德国希特勒头目“爱好和平”所抱的有充分理由的不信任感，在所有交谈中都有流露。同志在向你问好时，往往会提一个问题：

“怎么样，会发生战争吗？”

尼古拉·吉洪诺夫在他的一首诗中形象地表达了这种警觉：

一个伦敦人向着防空洞蹒跚，

沿柏油路拖曳湿漉漉的花毯。

衣袋里装着冰冷的钥匙，

可房间早已变成断壁残垣。

我们虽还对着地图上课，

每夜却都梦见未来的考验……

是的，我们明白，由于梦想夺取世界霸权而丧失了理智的法西斯，今天将炸弹投向英国的和平城市，明天就可能更残酷地将炸弹扔到我们头上。

当和平居民在你的邻邦流血，当他们的住宅变成一片瓦砾，你能安宁吗？苏联人民不安地注视着西方的事态。“法西斯主义就是战争”这一名言使我国人民想到了危险。促使我们时刻保持警惕的还有下面一个情况，即自1940年夏季以来，我们在大部分西部边界上实际已成为希特勒德国的紧邻，而它是危险的邻邦。

忧虑的思绪一直萦绕我的心头。正因为如此，我想尽快重返部队。我乐于去任何一个西部军区，但最想去的是我由那里调来学习的基辅军区。我明白，在这种不平静的形势中，军队特别需要在总参军事学院受过必不可少的战役训练的指挥员。

就在我等候基辅那边的答复时，院门诊部提出可以给我一张去基斯洛沃茨克①的疗养证。我没有课，因此很高兴地接受了，我觉得强健身体在任何时候也没有坏处。三天以后，我便在欣赏基斯洛沃茨克奇异的大自然，进行神清气爽的纳尔赞矿泉浴了。天气很好，每个疗养者都尽量让机体多吸取一些“太阳的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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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高加索的一个疗养胜地。——译者注。

在接受治疗之余，我爱攀登疗养者喜爱的有名的“凌空神殿”。这个充满诗意的名称是指一个风景如画、空气新鲜至极的高原，从这里可以心旷神怡地眺望疗养城和城四周的群山。疗养者中有许多熟人。我们这些军人就是在闲暇时间也离不开军务和欧洲形势的话题。

同志们兴奋地谈论新国防人民委员谢苗·康斯坦丁诺维奇·铁木辛哥充满活力的活动，谈论他极力提高军队战斗准备、进一步加强纪律的意图。由基辅军区来的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波塔波夫则兴致勃勃地告诉大家已经开始组建机械化军，旧式坦克即将被新的优质车辆所代替。

假期很快就过去了。但即使在体假时，我也一直在想：朱可夫会怎么答复我呢？就在我已失去希望时，却收到了一封电报。朱可夫大将通知我，国防人民委员根据他的推荐，任命我到基辅特别军区工作。我必须立即去基辅。

在莫斯科主管人员部，我看到了人民委员任命我为第12集团军司令部作战处处长的命令。学院首长给我的最后一次鉴定也让我过目了。

有时，“嘴甜手辣”这个谚语是可用的。但用这个谚语说我们的教研室主任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莫尔德维诺夫中将却不行。他是“嘴辣”的人，从不饶恕工作中最微小的疏忽，对我们这些年轻教员总是毫不留情地批评。因此，我压根儿不指望会有好的评语。但是，当我开始读他亲笔写的鉴定时，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赞扬的字眼是那样多，使我不禁怀疑起来：这是说我吗？鉴定末尾的结论是：“完全称职，可以授予少将军衔。”

这些美好的字眼竟出自一直被我们认为最不爱说好话的人之口！

接到调令后，我收拾了必需的物品，在9月的一个晚上离开了自我参军以来第一次未随我搬走的家。儿子和女儿开始了新学年，任命又这样突然，一起离开是根本谈不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