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瓦哈拉疗养院坐落于阿尔伯马尔县的高级地段。我常在弗吉尼亚大学授课，所以经常来这一带。我曾注意到这栋山上的红砖建筑，但不论是私人造访还是基于公务，都没来过这家医院。

它曾是一家大饭店，光顾的都是名流富绅，后来在经济萧条时期破产，之后由三兄弟买下。这三兄弟都是心理医生，他们企图把瓦哈拉变成弗洛伊德实验室，一个有钱的精神病患者的度假中心。老年人或精神不正常的人都可以到这里，让这些人的家庭不再为不便和羞耻而烦恼。

艾尔·哈特在青少年时期曾在这里待过，这一点我并不意外，让我意外的是他的心理医生似乎很不愿意谈及他。华纳·麦斯特森专业的热忱下隐藏着某种秘密，连最顽强的人都休想问出什么。

我将车停在访客专用的停车位后，走进了一楼大厅。这里的装潢采用维多利亚式，铺着东方地毯。窗户还有雕花窗檐，垂坠的厚重窗帘已经磨损，露出了线头。我正在向前台小姐自我介绍，身后突然有人叫我。

“斯卡佩塔医生？”

我应声回头，眼前是一个又高又瘦的黑人，穿着深色的欧式西装，头发闪着点点亮光，顿骨和前额像贵族的一样高耸。

“我是华纳·麦斯特森。”他落落大方地笑着伸出手。

我以为自己忘记在哪里见过他，结果他告诉我是在报上和电视新闻上看过我的照片，真希望他不要提起这件事。

“去我的办公室。”他愉快地说，“我希望这趟山路没让你太累，要不要喝什么？咖啡？汽水？”

他一面走，一面对我说。他的步伐很大，我尽量跟上他的速度。许多人不明白天生长了一双短腿是什么感觉。我经常觉得这世界上充斥着特快列车，我则是那勤快的手推车。麦斯特森医生已经走到长廊的另一头。他终于回头找我，等我追上他，他带我走进办公室。我找了把椅子坐下，他回到桌子后面的座位，熟练地把烟草塞进烟斗。

“斯卡佩塔医生，”麦斯特森医生打开一叠厚厚的档案夹，“我对艾尔·哈特的死感到遗憾。”

“你很惊讶吗？”

“不完全是。”

“我想回顾他的病历。”

他考虑了很久。当我几乎想提醒他，我有权查询医院资料时，他笑着说：“当然。”然后把资料交给我。

我打开牛皮档案夹，开始阅读里面的内容，烟斗散发出带有木屑味道的蓝烟，飘过我眼前。艾尔·哈特入院时的资料和健康状况十分平常。他于十一年前的四月十日入院，健康状况良好，心理状况却是另外一回事。

“他入院的时候，有因紧张呈现出痴呆的现象？”

“极端的忧郁和自闭。”麦斯特森医生回答，“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入院，什么都说不出来，没有足够的心理能量来回答问题。你可以从记录中看到，我们无法让他接受智力测验，过了一段时间才得以进行。”

智力测验的结果也在档案中。艾尔·哈特的智商有一百三十，这代表他不是智障。人格测验结果显示他并不合乎精神分裂症的标准，也不是真正的精神异常。根据麦斯特森医生的诊断，艾尔·哈特的症状是“处于精神分裂式的失常人格边缘，以关在厕所持牛排刀割腕之方式，呈现出短暂的异常状态”。他想结束自己的生命，可同时又叫救命。他母亲立即将他送到急诊室，缝合伤口后出院，但第二天早上，他就被送到瓦哈拉疗养院。根据哈特太太的说法，艾尔·哈特是因为晚餐时又被父亲狠狠训了一顿，才动了自杀的念头。

“刚开始，艾尔不愿意参加任何集体治疗，也不参加病人必须加入的团体活动。”麦斯特森医生说，“他服用了抗抑郁的药，但效果并不理想。每次和他交谈，我都无法让他吐出一个字。”

一个星期过去了，艾尔完全没有进步。麦斯特森医生开始考虑用电击疗法。这种方法就如同电脑出了问题，不去分析问题在哪里，直接重启。这种疗法重新接起脑中的联结路径，略过任何引起问题的“病毒”，甚至让它永远消失。也正因如此，电击疗法不适合用在年轻患者身上。

“后来用了电击疗法吗？”我在档案上没有看见相关记录。

“没有。当时我认为已经别无选择，可一天早上，就在我们进行心理戏剧表演的时候，奇迹发生了。”

他停了一下，再度点燃烟斗。

“你们如何进行心理戏剧表演？”

“有些部分只是机械式的背诵和热身。发生奇迹的这一次，我们要求所有患者排队模仿花朵，郁金香、水仙花、雏菊，什么花都可以。每个患者都把自己想象成一种花朵。这是艾尔第一次参加团体活动，他用手臂画着大圈圈，点着头。”他表演着艾尔的动作，看起来不像花，更像大象。“心理分析师问他表演的是什么，他说：‘紫罗兰。’”

我没说话，对我们谈论的男孩充满同情。

“当然，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艾尔的父亲就是这么看待他的，认为他是个娘娘腔。”麦斯特森医生用手帕擦拭着眼镜，“这种指责对年幼又脆弱的艾尔来说相当严厉，但他指的花还有另外一层意义。”他重新戴上眼镜，定睛看着我，“你知不知道艾尔对色彩的联想的敏感度？”

“知道一些。”

“紫罗兰也代表一种颜色。”

“是的，非常深的紫色。”我同意。

“将代表忧郁的蓝色与代表愤怒的红色相混合，就是艾尔的颜色。他说从他灵魂释放出的就是这种颜色。”

“这也是一种慈悲的颜色。”我说，“总之，是很沉重的颜色。”

“艾尔·哈特总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斯卡佩塔医生。你知道他认为他有感应的能力吗？”

“不完全知道。”我不安地说。

“他觉得自己可以未卜先知，有心理感应能力。承受的压力越大就越觉得自己有这方面的能力，他认为自己可以知道别人在想什么。”

“真的可以吗？”

“他的直觉很强，”他的打火机又灭了，“想法也经常很有道理，但这正是问题所在。他因此认为能感受到别人的想法与感受，可以预知他们下一步会做什么，然后，就像我在电话里对你说的，他会沉溺在所有的想象中，迷失在别人的想法里。他的自我意识很薄弱，就像水一样随着容器的形状变换自己的形状。换句话说，他把世上所有事情都当成自己的事情。”

“那是种危险的做法。”我说。

“没错，也害死了他。”

“你说他对别人的一切感同身受？”

“一点也没错。”

“可资料上的诊断结果与你说的不同。”我说，“濒临精神分裂式的边缘人格对别人漠不关心。”

“问题是，他对别人的感受也都是想象来的，斯卡佩塔医生。艾尔将自己行为异常的现象归罪于对别人的感受过于强烈，甚至相信自己可以感受到别人心中的痛苦。事实上，他是个完全孤立的人。”

“大都会医院的人都说，他在任职护士期间对病人非常体贴。”我指出。

“这当然，”麦斯特森医生回应道，“他负责急诊室的病人。如果他负责长期住院的病人，就绝对待不下去。艾尔可以很体贴，前提是他不需要真正接触与了解那个病人。”

“这也是他可以拿到硕士学位，却不能适应心理治疗的原因？”我说。

“十分正确。”

“他同他父亲的关系如何？”

“非常不融洽，甚至带着虐待性。”他回答，“哈特老先生是个严厉的人。他心中的教子方式就是不打不成材。艾尔没有能力面对这种高压教育，这把他逼到母亲的怀里，但在母亲怀里，他对自我形象也越来越困惑。我想你应该知道，很多同性恋男子的父亲都很粗壮，开着大卡车，载着枪，车上还插着政治立场鲜明的旗帜。”

我想到马里诺，他有个已成年的儿子。我这才突然想到马里诺从未提过他那住在外面的独子。

我问道：“你是说艾尔·哈特是个同性恋？”

“我只是认为他太没安全感了。他的自卑感太强，使得他无法正常面对别人，更无法发展正常的亲密关系。据我了解，他也没有与同性交往的经验。”他看着远处，吸着烟斗。我无法判读那种表情。

“那天的戏剧表演发生了什么情况，麦斯特森医生？你说的奇迹是什么？就是他表演了紫罗兰，就这样吗？”

“那只是开场，”他说，“奇迹是，他想象他的父亲正坐在屋子中间的一张空椅子上，与他展开一场紧张的对话。当内容变得越来越激烈时，我们的一位诊疗师坐到他对面，扮起他的父亲。当时，艾尔已经处于一种恍惚状态，无法分辨事实与想象，最后，他的愤怒爆发了。”

“他愤怒时什么样子？是否使用暴力？”

“他号啕大哭，哭得无法自已。”麦斯特森回答。

“他的‘父亲’对他说了什么？”

“其实都是寻常的讽刺与苛责。艾尔对苛责极度敏感，斯卡佩塔医生，这就是他困惑的根源，他以为自己对别人的事情很敏感，其实说穿了，他只对自身的事情敏感。”

“有没有替艾尔安排固定的社工？”我继续翻阅资料，发现没有填任何诊疗师的名字。

“当然。”

“是谁呢？”档案中少了几页。

“我刚才提到的诊疗师。”他淡淡地说。

“心理戏剧表演的那位？”

他点点头。

“他还在医院里工作吗？”

“不在了。”麦斯特森医生说，“吉姆不再跟我们一起——”

“吉姆？”我打断他。

他倒出烟斗里的余灰。

“他姓什么？住在哪里？”我问。

“很遗憾，吉姆·伯尼斯几年前死于车祸。”

“几年前？”

麦斯特森医生再次擦拭他的眼镜。“我想大概是八九年前。”

“怎么发生的？在哪里？”

“我不记得详情了。”

“真不幸。”我的语气好像已经对这件事情不感兴趣了。

“艾尔·哈特是你侦办的那件案子的嫌疑人之一？”

“两件案子，两件谋杀案。”

“是两件。”

“让我回答你的问题吧。谁是嫌疑人和我没有关系，那是警察的事情。我收集艾尔·哈特的资料，是因为需要证明他的个人记录中具有自杀倾向。”

“这是个需要怀疑的问题吗，斯卡佩塔医生？他不是上吊自杀的吗？难道除了自杀外，会有其他因素？”

“他死亡时的穿着有些异常，只有一件衬衫和内裤。这种情形不得不令人产生很多联想。”我尽量用平常的语气回答。

“你是在暗示自渎窒息的可能？”他意外地抬起眉毛，“因为自慰而引发的意外死亡？”

“我想尽量排除这种可能性。”

“你怕他父母会抗议你把这种死因填入死亡证明？”

“我的理由很多。”

“你真的怀疑他的死因并不单纯？”他皱眉。

“不，”我回答，“我想他是自杀的，麦斯特森医生，那就是他走向地下室的理由。他抽出皮带时，可能顺便将裤子脱了下来。他是用皮带吊死自己的。”

“也许我应该为你澄清另一件事，斯卡佩塔医生。艾尔从来没有暴力倾向，据我所知，他可能伤害的唯一一个人，是他自己。”

我相信他所说的，也相信他还对我隐瞒了很多事情。他所谓的不记得和言语闪烁都另有原因。吉姆·伯尼斯让我想到“吉吉”。

“艾尔在这里待了多久？”我改变话题。

“我记得是四个月。”

“他有没有在你们的精神犯罪科工作过？”

“瓦哈拉没有精神犯罪科，只有一个叫‘后走廊’的地方，专门为那些会伤害自己的病人设立，但是我们不收精神错乱的罪犯。”

“艾尔在后走廊待过吗？”

“从没这个必要。”

“谢谢你宝贵的时间。”我起身，“请你将这份资料复印一份寄给我。”

“那会是我的荣幸。”他大方地微笑，但没有注视我，“如果我还能做什么，别忘了打电话来。”

我穿过长廊步向大厅的时候，心中一直犯着嘀咕，但我的直觉告诉我，不要问起弗朗基，甚至不要提到他的名字。“后走廊”，会伤害自己的精神病人去的地方。艾尔·哈特说他曾在精神犯罪科与病人交谈过。那是出于他的想象，还是他弄错了？瓦哈拉没有精神犯罪科，不过弗朗基很有可能是被关在“后走廊”的病人。或许弗朗基病情转好，被送到了普通病房，然后艾尔刚好进了瓦哈拉，两人因此认识？弗朗基杀了母亲的事情是否也出于幻想，或者仅仅是他希望那么做？

弗朗基用木柴打死了他妈妈。凶手用金属管打死了盖瑞·哈博。我回到办公室时，天色已经黑了，清洁工来过又已离去。

我坐在桌前面对电脑开始工作。输入几个指令后，屏幕上出现了吉姆·伯尼斯的档案。

九年前的四月二十一日，他在阿尔伯马尔县死于一场车祸，死因是“头部重创”。他的血液酒精浓度是零点一八，比合法指数高了两倍。警方还在他车上发现了两种麻醉药物，显然，吉姆·伯尼斯有个人方面的问题。

电脑分析室里古老的缩影机放在黑色的桌上，像一尊佛像似的供在那里，我对视听器材所知向来不深。不耐烦地浏览过缩影资料后，终于找到了我要的那一卷。我把影片安装在机器上，满室漆黑中，一行行模糊的小字经过我的眼帘。等我找到那个案子，眼睛已经开始酸痛了。我转着旋钮，影片流转声吱吱地响着，警察手写的报告终于出现在屏幕正中央。星期五晚上十点四十五分左右，伯尼斯驾着一辆一九七三年产的宝马，驶于六十四号向东的州际公路上。车的右轮出了柏油路，方向盘打过了头，结果撞上分隔护栏，整辆车飞了起来。我转动影片，看到了法医的调查。一位名叫布朗的医生在栏内注明死者在案发当天下午遭瓦哈拉医院解雇，他在那里的职务是社工。他于五点左右离开瓦哈拉，据称他当时非常愤怒。伯尼斯死亡时仍然未婚，只有三十一岁。

法医报告上出现了两名目击者的名字，他们一定接受了布朗医生的询问。其中一名是麦斯特森医生，另一名是洁妮·珊普小姐。

02

有时办一桩谋杀案会让人感觉像迷路一般。即使看起来可能性不大的一条街，你还是会顺着它走走看。如果你运气不错，说不定绕着绕着就找到了出路。一个死了九年的心理治疗师同贝丽尔·麦迪逊与盖瑞·哈博被杀会有什么关系？我却觉得这中间有某个环节是相通的。

我并不想去盘问麦斯特森的员工，我敢打赌他已经警告过他们，如果我打电话过去，他们都会很礼貌地保持缄默。次日早上，我继续任由直觉引导着往下走。我打电话到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希望伊斯梅尔医生在那儿。他真的在，而且证实了我的推测。斯德琳·哈博的胃中浓缩物和血液证明，她死前不久的确服用了大量左旋美沙芬，每升血液中含有八毫克。这一含量已经高到足以让她死亡，也代表这不是一场意外。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且刻意采取了一般药物检测无法检测出的方式。

“她是否知道右旋美沙芬与左旋美沙芬在一般性的药物检测中都会被认为是右旋美沙芬？”我问。

“印象中，我并没有跟她讨论过这方面的事情。但她向来对我们的治疗方式和用药很有兴趣，很可能是从我们的医学图书馆查到相关的资料。我记得刚开始开左旋美沙芬的处方时，她确实问过一些问题。那是几年前的事了，当时这种药还处于实验阶段，她很好奇，也有些担心……”

他继续说着，但我已经分神。我永远不能证实那瓶止咳药是不是哈博小姐刻意留在那儿的，可我有理由相信事情的确如此。她决意自杀，想死得有尊严，而且不想单独死去。

挂上电话之后，我替自己泡了一杯热茶。我在厨房踟蹰，偶尔看着窗外十二月的景色。那只白松鼠萨米又跑到我的饲鸟器里了。有一刻我们四目相对，它那毛茸茸的双颊快速抖动，嚼着手上抓的谷子，白色的尾巴向着蓝天卷成一个问号。我们相识于去年冬天，我站在窗前，望着它反复试图从树干上跳到饲鸟器上那块给鸟用的狭小空间。它失败了往下掉的时候，小小的手掌在空中猛抓。几次以后，萨米终于学会了。有时我会出去扔一把花生给它，到后来只要一阵子不见它，我就无比不安，直到它又出现，把饲鸟器上的谷子吃光，我才感到欣慰。

我坐在餐桌前，手上握着一叠纸和一支笔，拨了个电话到瓦哈拉疗养院。

“请找洁妮·珊普小姐。”我没有自我介绍。

“她是这里的病人吗？”接线小姐直接问道。

“不，她是员工……”我回答得有些混乱，“我想应该是，我好几年没见到洁妮了。”

“请稍等。”

相同的声音再次响起。“我们的记录上没有这个名字。”

该死，怎么会这样？法医记录上明明在洁妮·珊普旁边注明了瓦哈拉的电话号码。是布朗医生写错了？九年中可能发生很多事情。珊普小姐可能搬家了，也可能结了婚。

“很抱歉，”我说，“珊普是她未婚时的姓氏。”

“你知道她的夫姓吗？”

“真糟糕，我应该知道的……”

“洁·威尔逊？”

我顿住了，无法给予肯定的答复。

“我们有个员工叫洁·威尔逊，”对方说道，“是心理治疗师，可以等一下吗？”她很快回来了，“是的，她未婚时是姓珊普，但她周末休假，星期一早上八点会来上班，你要不要留话？”

“能不能告诉我现在怎么联络她？”

“医院不允许我们给外人员工家里的电话。”她有些怀疑了，“如果你给我姓名和电话，我可以联络她，再请她打电话给你。”

“恐怕我不会待在这里很久。”我故意让声音带着失望，“下次我来的时候再试着跟她联络好了。我会写信来，是寄到你们医院吧？”

“是的，你可以这么做。”

“请问地址是……”

她给了我地址。

“她丈夫的大名是……”

对方沉默片刻。“我记得是斯克普。”

大概是莱斯利的昵称。“那么我会在信封上写斯克普·威尔逊太太，或是莱斯利·威尔逊太太。”我含糊地说，好像我正把这个名字写下来，“谢谢你。”

查号台告诉我在夏洛茨维尔有一个莱斯利·威尔逊、一个L.P.威尔逊，还有一个L.T.威尔逊先生。我开始拨电话。打到L.T.威尔逊家中时，一个男人告诉我“洁妮”出去买东西了，一个小时之内会回家。

我知道一个陌生人在电话上是问不出什么答案的。洁妮·威尔逊一定会坚持要我去找麦斯特森医生谈，那样一切就泡汤了。如果一个活生生的人突然出现在门口，那么拒绝他会比较难，特别是当这个陌生人自我介绍是首席法医，而且还有证件可供证明的时候。

洁妮·珊普·威尔逊穿着牛仔裤和一件套头红毛衣，看起来一点都不像三十岁。她有着暗棕色的头发、友善的双眼，鼻尖还有一撮雀斑。她把头发梳成马尾，扎在脑后。大门里面的客厅有两个小男孩，正坐在地毯上看电视里的动画片。

“你在瓦哈拉医院工作多久了？”我问。

她迟疑了一下。“呃，大约十二年。”

我真是松了一口气，还几乎发出声音。九年前吉姆·伯尼斯在的时候，还有那之前的两年，艾尔·哈特还是那里的病人的时候，洁妮·珊普都在瓦哈拉。

她直挺挺地站在门口。车道上除了我的车外只有一辆车，这表示她先生不在家，好极了。

“我正在调查贝丽尔·麦迪逊和盖瑞·哈博的命案。”我说。

她睁大了眼睛。“你想问我什么？我不认识他们……”

“我可以进来吗？”

“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