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思亡灵节那天是星期四。大伯是在周二晚上，也就是诸圣瞻礼节前一天去世的，而他的葬礼在周六举行。只剩下周五一天的时间了，这一天跟其他时候没什么两样，城里商店继续开门营业，职员在办公室里干着活，电车里还是塞满了人，在雷阿尔菜市场，五颜六色的蔬果摊前也人满为患。

风已经停了，雨更小更慢了。我在一堆无关紧要的邮件中发现了公证人戈特拉先生给我发的一个通知，让我第二天下午三点过去。我忍不住想到，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也在继承者名单里。

我从来没有继承过遗产。我不知道这个通知到底意味着什么。大伯到底是怎么安排的？公证人召集了家族的所有人，还是仅仅发了几个通知？

我很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但不知道该问谁。我母亲到时候也会在场吗？我婶婶索菲，就是爱德华和莫妮克的妈妈，那个六十九岁、有点瞎的老太太也会在场吗？她住在市郊，在大维尔地区，比电车的底站还要远一点，我至少有五年都没见过她了。她拿着丈夫的伤残军人抚恤金，就是我之前提到的在一九一七年被毒气弄残的那个，同时还领着办公室经理的退休金。莫妮克时不时地看看她。

我对她并不感兴趣，让我焦虑不安的是星期六。我现在就像在盛大事件（比如颁奖、放假或者圣诞节）前夜等待着的小孩。

安托万大伯的葬礼在我的心里意义重大，我想肯定肯定有很多人的想法和我一样，忙来忙去，交头接耳地交谈着，女人们找裙子，男人们找西装，老人们从老箱子里拿出黑色面纱。

昨天晚上，我妻子跟我看的不是一部电影。我跟她说我昨晚也去了电影院时，妻子微笑地看着我，她知道我没这习惯。

我不知道她有没有担心过我如果真的继承了那笔财产后会怎么样。她会不会担心我有了钱后会过回自己的小日子，也许离开她，跟她离婚，把她甩给那个对她更严厉的尼古拉呢？

我还真这样想过。这些事情其实没那么恐怖，每天都在很多家庭上演，但是我光是想想就非常不安。我经常会被一些离我很遥远的事弄得心神不宁。

跟往常一样，我坐电车去美术院，因为我不敢开汽车过去，尤其是一辆天蓝色的小汽车。我给学生们上早上的课，其实主要就是在画架中间来回走走，拿起某个学生的画笔，帮他或她加重一下线条或者调整一下阴影。

我的课堂一向静悄悄的。一般有两种老师：一类是大声说话，开玩笑，能引起哄堂大笑；另外一种只偶尔说两句话。

因为羞怯和害怕学生们起哄我会控制不住，我做了第二种不怎么说话的老师。我上课时一向很严肃，我知道，学生们把我称作严肃的白痴。

那天早上，我看着那个只听得到画笔在纸上沙沙作响的白色教室，第一次觉得自己不应该再像以前那样活着。我看着这个教室，觉得自己不该再回来。但是，就在我决定不再让自己那么压抑时，我发现我紧张得说不出话来。

几天之前，我还觉得工作就是一个义务，一种枯燥而可耻的义务。美术院的房子让我觉得自己被困住了，学生的表情也让我很痛苦，每天还要要坐四趟电车，街道、商店、行人，以及我生活的这个城市，从童年起就给我一种监狱般的感觉。

然而，突然有了一个可以离开这种日子的机会。我以前没有想过这种可能性。这就像你买了一张彩票后，人们说你也许能中个大奖，想干什么都可以。

但我并不觉得很开心，反而很害怕。在那个星期五，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属于美术院的教室，属于这个城市。

中午，我发现艾琳穿得整整齐齐，这可是很少见的情况。她的大衣挂在前厅，这说明她刚刚从外面回来。

“我去看了你的大伯，”她跟我说道，“我昨天就想去的。我没跟你说，是怕你会觉得我做不到。”

“为什么做不到呢？”

“我不知道。我从来没见过死人。我都不知道见到他该怎么做。”

我如果没记错，艾琳只陪我去过圣母码头两三次。不是因为大伯不喜欢她。恰恰相反，我觉得她很讨大伯的喜欢。因为我们一般不会携家人去看他，而是独自去找他帮忙。

“我真想不通他们是怎么在那个阴森的房子里住下来的！我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科莱特会有点疯了。换了是我，我肯定会被完全逼疯的。”

“你看见谁了？”

“首先是两个跪在遗体两边、拿着念珠祷告的修女。她们俩看都没看我一眼。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带着三个孩子过来，两个男孩，一个女孩，他们四个人都洒了点圣水。我一开始忘了这样做。我出来时做了，那两个修女应该不会认为我这个人不懂事吧。”

“入棺了吗？”

“没有。我出来时看到他们搬了一个很重的棺材进去，棺材上面有很多金属装饰物。应该是银的吧。你觉得呢？”

“我不知道。”

“我明天怎么办呢？”

“你直接去教堂，然后跟我的姑妈、堂妹她们一起坐第一排吧。”

“那个带着孩子的女人是谁？”

“很高，看上去有点强壮？”

“是的。”

“那应该是朱丽叶姑妈的一个女儿吧。我忘了她丈夫叫什么名字。我只在几年前见过她一次。”

“你确定我不用戴黑纱？”

“我妈妈和姑姑婶婶们可能会戴，但是年轻的不用。”我下午还是去了美术院，课一结束，我就去跟主任说我第二天早上可能来不了。

“我知道！我知道！”他连忙说道，“我到时候也会去参加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