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蕾切尔说得对,我的确有恐飞症,甚至在“9·11”之前就有,一直如此。这次回家,我硬撑着,尽量显得若无其事;但飞机途中因为贴近雷暴而反复颠簸,并且从另一场雷暴中穿过,在奥黑尔着陆时,我就像一堆颤抖的果冻。不过,我这样子比起飞离芝加哥那次的情况还要好些。

走进前门时,我绊倒在了蕾切尔的提包上——她已经在打电话了,播放的最新专辑音量开到了最大。我把大包小包拽进了屋子,这一次我可不在乎什么地毯上的污迹、墙上的裂纹,以及所有的缺陷和不完美之处了。这是一处位于芝加哥北岸的普通三居室住房,离婚以后我想方设法保住了它,看来我得在此终老一生啰;搬家?那花费太大了。今晚终于平安到家,真是谢天谢地。

我把脏衣服堆放在了地下室,然后上楼到了工作间。这里以前是客房,巴里搬出去以后,就把它做了工作间。电脑、扫描仪和打印机就占了大部分空间,但我去年买了一把符合人体工程学的椅子,下载邮件时就可以惬意地转来转去。若有新信息,总是伴随着点击声、铃声或蓝色光条,好惬意!网络空间的这个小小角落,一切都这么温馨舒适。但过去并非一直如此。

清除垃圾邮件以后,剩下的只有几封,而且都非急件,于是我就去打开行李包。翻查那个身兼公文包与小件行李箱二职的帆布包时,发现了昨天那份《芝加哥论坛报》,正好在登载姜尼·桑托罗照片的那一页折叠着。我再次细看这张照片,依然是那种相同的熟悉感。

找到一个新闻数据库,键入桑托罗的名字;几秒钟以后,就跳出来十几篇文章。我开始浏览这些文章。桑托罗被控谋杀了玛丽·乔·博赛尼克,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女子。夜校放学以后,玛丽·乔就去湖滨客栈与桑托罗相会;湖滨客栈是芝加哥东南边的一家酒吧,但桑托罗迟到两个小时。一阵激烈争吵之后,两人怒气冲冲地离开了那里。

第二天早上,人们发现发现了玛丽·乔的尸体,离桑托罗的雪佛兰轿车只有几英尺远,轿车位于卡柳梅特公园的船舶下水处。她生前惨遭暴打,头部中了两枪。显然她曾竭力反抗,指甲缝里残留着桑托罗皮肤的碎屑。第三天,桑托罗就在码头被捕,他是那儿的装卸工。

我向后靠在椅背上。芝加哥已经没什么码头生活了——至少比不上纽瓦克、休斯顿或新奥尔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还有无数的船只往返于五大湖区,但从那以后航运就日渐萎缩。一个原因是铁路和公路运输的竞争,另一个原因是出现了更大、更有效率的货轮。气候也是一个原因。尽管他们确实对一个终年作业的码头进行疏浚,连接芝加哥与大西洋的圣劳伦斯航道每年的通航期也只有九个月。

剩下那丁点儿船运量主要是钢材及钢铁产品,集中于卡柳梅特港,离卡柳梅特公园不远。难得有轮船停靠的时候,装卸工在水滨仓库前排成长队开始一天的劳动,他们这种日子已经延续了40年。大多数码头工人都早已过了身强力壮的年纪,只是单靠一点微薄的养老金吃不饱,被迫出来找活干,找到什么就干什么。不过也有一些年轻人在那里寻活儿干,警方就是在那儿找到桑托罗的;他当时站在早晨的寒气里跺着脚,期盼着能找到什么活儿干上几个小时。

窗外是小小的房前庭院;我看着院中那颗皂荚树。微风阵阵,月华如水,树叶轻舞,银光闪烁。远处传来大雁的哀鸣,但又不知来自何处。

桑托罗可能是一个码头混混,但这并不能解释我为何会认识他。我关了电脑,进了卧室。

蕾切尔已经睡了,但我依然极其兴奋。我打开电视,刚好播放着英格玛·伯格曼的《野草莓》结尾部分。表面上看,是一个教授遭遇生活空虚,实际上,这是拍得最好的意识流影片之一:木板封住窗户、时钟没有指针、棺材滑出灵车、死尸伸出一只令人毛骨悚然的手。

好吧。伯格曼的作品可说不上温馨,但你还能指望一个瑞典人怎么样?他的作品现在看来甚至有些程式化,但那是因为全世界的电影人都模仿他的模式,模仿他运用光与影的手法,模仿他镜头移动的细微区别,模仿他赋予人物鲜明个性的那些简单而恰到好处的动作。我为了谋生拍的那些片子,只能算是技术上的熟练工,也可能拍出一些精彩或流畅的镜头,但没有倾注我的感情,更谈不上形式与功能的和谐统一。而伯格曼的弃置镜头也是艺术作品。

尽管影片很精彩,我的眼皮却还是开始打架。好几次强令它们睁开,结果实在撑不住,只好关掉电视,钻进了被窝里——突然坐直了身子,尽管一片漆黑!水滨。夜间。弃置镜头。我突然记起是在何处撞见姜尼·桑托罗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