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是把自己这位亲爱的妈妈不在眼前时，由于思念她而做出来的种种傻事详细叙述起来，恐怕永远也说不完。当我想到她曾睡过我这张床的时候，我曾吻过我的床多少次啊！当我想起我的窗帘、我房里的所有家具都是她的东西，她都用美丽的手摸过时，我又吻过这些东西多少次啊！甚至当我想到她曾经在我屋内的地板上走过，我有多少次匍伏在它上面啊！有时，当着她的面我也曾情不自禁地作出一些唯有在最激烈的爱情驱使下才会作出的不可思议的举动。有一天吃饭的时候，她把一块肉刚送进嘴里，我便大喊一声说上面有一根头发，她把那块肉吐到她的盘子里，我立即如获至宝地把它抓起来吞了下去。一句话，拿我和最热烈的情人来比，只剩下唯一的一个差别了，但这也是根本的差别；正是这种差别，使得我的情况从情理上讲，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我从意大利回来同我到意大利去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不过，恐怕在我这样年龄的人没有能象我这样从那里回来的。我所带回来的不是我童贞的心，而是我童贞的肉体。我觉得自己一年一年的大了，我那不安的气质终于显示了出来，这最初的爆发完全是无意识的，使我对于自己的健康感到惊慌，这比其他什么事情都更好地表明，我在此以前是多么纯洁。不久，我这种惊慌消除了，我学会了欺骗本性的危险办法，这种办法拯救了象我这种性情的青年人，使他们免于淫佚放荡的生活，但却消耗着他们的健康、精力，有时甚至他们的生命。这种恶习，不仅对于怕羞的人和胆小的人是非常方便的，而且对于那些想象力相当强的人还有一种很大的吸引力；换句话说，就是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占有一切女性，可以使自己心里着迷的漂亮女人来助成自己的乐趣，而无需得到她们的同意。在我受到这种有害的便利的引诱之后，我就一直在摧毁自然赋与我的、多少年来才保养好的健康身体。除了这种不良倾向之外，还有我当时所处的实际环境：住在一位美丽的女人的家里，她的形象无时不是索回在自己心中，白天不断地见到她，夜间又处在各种使我想到她的东西中间，而我睡的那一张床，我又知道她在上面睡过。多少东西刺激着我啊！读者要是从这些方面来想，也许认为我已经是个半死的人了。事情恰恰相反，原来应该把我毁灭的，正好把我挽救了，至少暂时是这样。我陶醉在和她同住的喜悦里，热烈地希望永远生活在她的身边，不论她在与不在，我始终把她看做是一位慈爱的母亲，一个可爱的姐姐，一个迷人的女友，除此之外，别无其他。我始终都是这样看待她，总是这样，在任何时候，我思想中只有她一个人。她的形象时时刻刻占据着我的心头，因此也就没有给别人留下任何地方。对我说来，世界上只有她一个女人。她使我感受到的极其温柔的感情，不允许我的情欲有时间为别的女人而蠢动起来，这种感情对我是既保护了她本人，也保护了所有的女性。总而言之，我很老实，因为我爱她。关于这些事情，我交代得并不怎么清楚；至于我对她的依恋究竟属于什么样的性质，谁要怎么说就让他去说吧。在我这方面，我所能说的一点就是：如果这种依恋现在已经显得十分出奇，那么后面所说的就会显得越发出奇了。

我以极快乐的心情来消磨我的时光，可是我每天所做的却是一些我最不感兴趣的事。那就是草拟计划，誊写帐目，抄写药方；另外就是挑选药草，捣碎药料“易”，好言灾异。又创十三弦“准”以定律，将十二律扩展，看管蒸馏器。除了这些杂乱事务以外，还要接待许多过路客人、乞丐以及各式各样的来访者。我必须同时和士兵、药剂师、教士、贵妇人、修道院的杂役打交道。我嘴里骂着，嘟囔着，诅咒着，咒这群讨厌的乱七八糟的家伙叫魔鬼拉去。可是华伦夫人对什么都感到愉快，我的生气也能使她笑出眼泪来；她看我越生气，就笑得越厉害，这样我就也禁不住笑了起来。我爱唠叨的那些时刻也是趣味横生的时刻。如果恰巧在这样的争吵时突然来了一个讨厌的客人，她还会利用这种机会增添新的乐趣，那就是特意为了开玩笑而延长待客的时间，并且频频地瞟我，使得我真想揍她一下。只是当她看到我因受礼节的束缚不敢发作而用生气的目光望她时，她才勉强地收敛起笑容；虽然我气成那个样子，但当时我心里还是不由得感到这一切确是十分滑稽可笑的。

所有这些虽然都不是我所喜欢的，但由于这一切构成了我所喜欢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也就觉得很有趣了。总之，我周围所发生的事，以及人家叫我去做的事，没有一件合我的口味，却一切都称我的心。如果不是我对医学的厌恶提供了一些使我们不断开心的嘻笑场面的话，我想我终究还会爱上医学的。这也许是这种技术第一次产生愉快的效果。我自诩能一闻气味就知道是不是一本医书，而最有趣的是我很少弄错过。她经常叫我尝那些最令人恶心的药剂。我虽然一见就逃开或者不尝，但都无济于事，不管我怎样抵抗和做出怎样可怕的鬼脸，不管我怎样不愿意而咬着牙齿，但是，当我看到她那沾有药汁的美丽手指挨近我的嘴边的时候，我还是要张开口去尝一下。当她这一套制药的器皿都堆在我的房间里的时候，如果有人光听我们在哈哈大笑中又跑又喊的声音，一定会以为我们在那里演什么笑剧，而不是在那里制作什么麻醉剂或兴奋剂。

我的时间并不完全消磨在这种嬉戏之中。我在自己的屋子里发现了几本书，其中有《旁观者》、普芬道夫的集子、圣－埃弗尔蒙的集子和《拉·亨利亚德》。虽然，我已经不象从前那样是个书迷了，闲着没事的时候还是要看看这些书。特别是《旁观者》这种读物使我深感兴趣，也使我得到了许多好处。古丰神父曾教我读书不要贪多，而是要多加思索：这样的读书使我获益不少。我已经习惯于注意语句的结构和优美的文体，我学会了分辨纯粹的法语和我的方言土语。例如，我通过下面《拉·亨利亚德》里的两行诗就改正了我象所有日内瓦人一样容易犯的一个书法上的错误：

Soitqu’unancienrespectpourle

sangdeleursmaitres

Parlatencorpourluidanslecoeur

decestraitres．

parlst这个字使我非常注意，我从这里懂得了在动词虚拟式的第三人称中需要有一个“t”字，在过去，不论是在书写或发音时，我都和直陈式的过去时一样地用parla。

我有时和妈妈谈我所读的书，有时在她身旁诵读：这给我带来很大的乐趣；我尽量朗读得精彩一些，这对我也很有好处。我在前面说过，华伦夫人是一个有教养的女人，而且当时正是她的才华大放异采的时期，有几个文人争着前来向她献殷勤，指点她怎样鉴赏优秀的作品。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我认为她还有一点新教徒的趣味：她常常谈论皮埃尔·拜勒，并对那位早被法国忘却的圣－埃弗尔蒙极为尊敬。然而这并没有妨碍她对优秀的文学作品有相当的了解，以及影响她的颇为独到的论点。她是在上流社会成长的，年轻的时候就来到了萨瓦；由于经常和当地的上流人士交往，不久便丢掉了故乡伏沃那种矫揉造作的情调。在她的故乡，一般女人把说俏皮话当作上流社会的特点，因此只会说一些警句。

虽然她只是对宫廷匆匆地瞥了一眼，但这也够使她对宫廷有所了解了。她在宫廷里始终保持着一些朋友；尽管有人在暗中嫉妒她，尽管她的作风和她的债务引起了一些闲话，她始终没有失去她的年金。她有处世的经验，又有使她能够利用这种经验的善于思考的头脑，这也是在她谈话时最得意的话题，对于象我这样爱空想的人说来，听听她在这方面的教导实在比什么都有必要。我们一起读拉勃吕耶的作品。她喜爱拉勒吕耶的著作甚于拉罗舍福果的著作；后者带有悲观色彩，读来令人惆怅，特别对于那些不喜欢按本来面目看人的青年人，感觉更是如此。当她谈起大道理的时候，有时说着说着就没边儿了，但我不时地吻一下她的嘴唇或她的手，这样就有了耐心听下去，对于她的长谈也就不感到厌烦了。

这种生活要是能够长久继续下去，那可实在太美了。这一点我感觉到了，但由于担心好景不常，我目前的幸福生活蒙上了一层阴影。妈妈一面开玩笑，一面研究我，观察我，询问我，为我的前途制订许许多多的计划，其实这些计划对我说来都是多余的。幸运的是，仅仅了解我的倾向、我的喜好和我那小小的才能还不算完，还必须寻找或创造可以利用它们的机会，这就不是一朝一夕所能作到的事情了。这位可怜的女人对于我的才干的偏爱，也拖延了它们得以发挥的时机，因为这些先入之见使得她在方式方法的选择上一点儿也不迁就。总之，由于她对我的评价相当高，事情的进行倒都合我的心意，然而，在高不成低不就的情况下，又不能不再三地降格以求，这样一来，就使我一刻也得不到安静。她有一个名叫奥博讷的亲戚来看她。奥博讷非常有才干，好要手腕，而且和她一样，具有作计划的天才，但他却未因此而破产——他是冒险家一类的人物。他刚刚向德·弗勒里红衣主教提出过一项发行彩票的详细计划，红衣主教未表示同意。于是他又向都灵的宫廷提出这一建议，结果被采纳了，并且付诸实施。他在安讷西勾留了一个时期，爱上了这里执政官的夫人。这位夫人是个很可爱的女人，我很喜欢她，到妈妈这里来的女人中间，她是我唯一乐意看见的。奥博讷先生看见了我，华伦夫人就跟他谈起我来：他答应对我进行一番考察，看看我适于干什么，如果他认为我还有才能，就为我设法安插一个位置。

华伦夫人事先一点也不告诉我，她借口叫我去办点事，一连两三个上午派我到奥博讷先生那里去。他非常巧妙地引我说话，对我十分亲切，尽量使我不感到拘束。他不仅向我谈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话，而且什么都谈到了，所有这一切，都显得不是在观察我，也没有一点作假的样子，就好象他欢喜跟我在一起，要跟我毫无拘束地交谈。我对他倾慕极了。他观察的结果是：尽管我的外表很好，看起来仪表堂堂，神采奕奕，其实虽不能说是绝对低能，至少是没有多大才华，没有什么思想，差不多没有什么知识，一句话，是一个在各方面都很有限的青年，如果日后能在乡村当一个本堂神父就不错了，这就是我所能向往的最大目标。他在华伦夫人面前对我下了这样的断语。我得到这样的评语已经是第二次或第三次了；但这也不是最后一次，因为马斯隆先生的评价曾屡次受到肯定。

对我这样判断的原因，主要是与我的性格有关，所以就有必要加以说明；凭良心说，谁都知道，我是不能心悦诚服地同意这种判断的，不管马斯隆先生、奥博讷先生和许多别人怎样说，说句公道话，我是不佩服他们的。

有两种几乎绝对不能相容的东西，在我身上居然结合在一起，我很难想象这是怎么一回事：一方面是非常炽热的气质，热烈而好冲动的激情，另一方面却是迟钝而又混乱的思想，差不多总是事后才明白过来。简直可以说，我的心和我的头脑不是属于同一个人的。感情比闪电还快，立刻充满了我的心；但是它不仅不能照亮我的心，反而使我激动，使我发昏。我什么都感觉到，却什么也看不清。我非常兴奋，却动作迟钝；我必须冷静下来才能进行思考。令人奇怪的是，只要给我时间，我也是足智多谋，既能深入分析，甚至还很细致；在从容不迫的时候，我也能作出绝妙的即兴诗，可是仓卒之间，我却从来没有作过一件恰如其分的事，也没有说过一句恰如其分的话。就象人们所说的西班牙人只有在下棋的时候才能想出好招儿，我唯有通过书信才能说出妙趣横生的话。当我读到关于萨瓦大公的一个笑话，说这位大公正在路上走着，突然转过头来喊道：“巴黎商人，当心你的狗命。”我不禁想道：“我正是这样。”

我不只是在谈话时感情敏锐，思想迟缓，甚至在我独自一人工作的时候也是这样。我的思想在头脑中经常乱成一团，很难整理出头绪来，这些思想在脑袋里盘旋不已，嗡嗡打转，象发酵似的，使我激动，使我发狂，使我的心怦怦直跳；在这种激动的情况下，我什么都看不清楚，一个字也写不出来，我只得等待着。后来，不知不觉地这种海浪般的翻滚渐渐平静下去，这种混沌局面慢慢地打开了，一切都按部就班地排列起来；但是这个过程很慢，而且是经过了一段漫长而混乱的动荡时期。诸位大概看过意大利的歌剧吧？在换场的时候，巨大的剧场是一片令人不愉快的混乱，而且时间相当长；所有的道具布景都混在一起，不管这儿还是那儿，都是乱七八糟的一堆，叫人看着心烦，好象一切都要翻个个儿似的；然而，渐渐地一切都有了安排，每一件东西都有自己的位置，你会惊讶地发现，在这长时间的混乱之后，随之而来的竟然是这样一个赏心悦目的场面。这种情况，和我要写作时脑袋里所发生的情况大致相同。如果我善于等待，我就能把我所要表现的事物的美全部描绘出来，能超过我的作者恐怕没有几个。

因此，对我来说，写作是极端困难的。我的手稿屡经涂抹和修改，弄得乱七八糟，难以认辨，凡此都可以证明，我为写作付出了多么巨大的努力。在发排以前，没有一部手稿不是我誊写过四、五遍的。我手里拿着笔，面对着桌子和纸张，是从来也写不出东西的。我总是在散步的时候，在山石之间，在树林里，或是在夜间躺在床上难以成眠的时候，我才在脑袋里进行拟稿；大家可以想象，一个完全没有记性、一辈子都不曾背过六篇诗的人，写作起来该是多么迟缓了。所以，我的腹稿，有的段落要在我的脑袋里来回转五六夜才能胸有成竹地写在纸上。正由于这种原困，我的那些需要付出相当劳力的作品，比那些只需一挥而就的信札之类的东西，写得要好得多。书信体的笔调我一直没有掌握好，因此我写这类东西简直等于受罪。我每次写信，就是写一些最无关紧要的事情，也需要艰苦劳动数小时；如果要我立即去写下我所想到的事情，那就既不知道怎样开始也不知道怎样收尾了；我写的信总是又长又乱、废话连篇，读起来几乎不知所云。

我不只是在表达思想方面有很大困难，甚至在领会思想方面也是如此。我曾对人们进行过观察，我自认为是一个相当好的观察家；然而我对眼前所看到的竞视而不见，而对于自己回忆起来的事情倒看得明晰清楚，我只是在回忆中才能显示出智慧。别人在我跟前所说和所做的，以及在我面前发生的一切事情，当时我是毫无感受，也不理解。打动我的仅仅是事物的表面现象。但是，后来所有这一切又再回到我的脑海中：地点、时间、声调、眼色、姿态和当时环境，我都能记起来，毫无遗漏。在这时候，我能够根据人们当时的言行发现他们的思想，而且差错很少。

在我独自一个人的时候，对自己的思考力还这样掌握不住，那么，当我和别人谈话的时候，我是个什么样子，就更可以想见了，因为在谈话中，要说得得体，必须同时而且刻不容缓地想到千百种东西。我只要一想到在谈话时还有那么多的礼节，而且自己准会漏掉一两处时，我就够胆战心惊的了。我简直不能理解人们怎么敢在大庭广众中说话，因为在那种场合，每说一句话都要考虑到所有在场的人，为了确有把握地不说出任何得罪人的话，需要知道每个在场的人的性格和他们的过去。在这一方面，那些久在交际场中活动的人是有很大便利的：他们对于什么话不应该说知道得比较清楚，因而对于自己所说的话也就更有把握。虽然如此，他们还免不了无心中说出一些不该说的话来。人们可以想象，一个毫无社会阅历的、好象从云彩里掉下来的人，叫他不说错话，即使只一分钟也是办不到的。至于两个人之间的谈话，我觉得更为苦恼，因为这需要不断地说话：人家对你说，你就必须回答，如果人家不说了，你就得没话找话。仅仅这种不堪忍受的窘况，就使我讨厌社交生活。我觉得没有比叫我立即说话，并且一个劲儿地说下去，更令人难受的了。我所以如此，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非常讨厌受拘束的缘故，总之，硬要我找话说，我就不可避免地会说出一些蠢话来。

对我来说，比这更糟糕的是，既然无话可说，就应该缄默才对，而我却象急着要还账一样，发疯似地说了起来。我急急忙忙、结结巴巴地说了一些不相连贯的话，如果这些话真的毫无意义，那倒是我的幸福。我本来想克服或掩盖我的笨拙，结果却很少不把我的笨拙暴露出来。在我可以列举的无数实例中，我现在只举出一项，这不是我年轻时候的事，而是我进入社会已经多年之后的事；那时候，如有可能，我总是要尽量摆出从容不迫、谈笑风生的神气。有一天晚上，我同两位贵妇人和一位先生在一起，这位先生不妨指出名字来，他就是德·贡托公爵。房里没有别的人，我极力想插几句话。天知道我插了什么话！在四个谈话的人中，三个人完全不需要我插嘴。女主人叫人送来了一付鸦片剂，因为她的胃不好，每天要服用两次。另一位夫人看到她在直咧嘴，就笑着问她说：“是特龙委先生的药吗？”“我想不是的，”主妇用同样的语调回答说。“我想就是这种药也不见得有效！”这就是有才气的卢梭为了献殷勤而补充的一句话。在座的人一听都楞住了，谁也不说一句话，谁也不笑一笑，过了一会儿，话题转到别的事情上去了。这种愚蠢的话若是对别的女人说的，可能只是句趣话，但对于一位可爱到难免会引起一些闲话的女人说来，虽然我确实无意得罪她，这种话也是够厉害的；我相信在场的两个证人，一男一女，都是忍了又忍才没有笑出来。这就是我在没话找活的时候无心说出来的俏皮话。我很难忘掉我说的这句话，因为除了这句俏皮话本身很值得记忆以外，我还认为它产生了一些致使我时常想起这句话来的后果。

我相信，读了上述的一切，人们就足能明白，为什么我虽然不是一个傻瓜，却常常被人看成是傻瓜，甚至一些具有相当鉴别能力的人也不例外。特别不幸的是：我的面貌和眼睛看来长得很精明，因此人们对我的失望使得我的愚蠢就越发刺眼了。这种小事，虽然是在特殊情况下发生的，但对于了解以后的事情却是十分必要的。它是了解我的很多怪事的钥匙；人们看到那些怪事时候，往往归咎于我性情孤僻，其实我的性情并不如此。如果不是由于我深知自己在交际场中出现不仅会使自己处于不利地位，而且不能保持自己的本色，我也是会和别人一样喜欢交际的。我决定从事写作和隐退，这对我来说，是最合适的了。我若出现在人们面前，谁也看不出我有多大才干，甚至猜也猜不到，杜宾夫人就遇到过这种情形，虽然她是一个聪明的女人，而且我在她家还住过几年；自那时以后，她本人就曾多次向我谈到这一点。当然也有一些例外，这我以后再谈。

我的才能大小就这样被确定了，适合于我的职业也这样被选好了，剩下的问题就是再次研究怎样履行我的天职。困难在于我没有正式入过学，我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