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乔治·布榭

1

我已经十五年没有再来维尔洛涅了。今年秋季去那儿打猎，住在我的朋友塞尔瓦家，这才旧地重游。那时我这位朋友刚刚重修好他那座被普鲁士人毁坏的城堡。

我特别喜爱这一方土地。世界上有一些赏心悦目的角落，对人的眼睛有一种近乎肉感的魅力。人们对它们的爱甚至带有性爱的意味。我们这些对大地特别容易动情的人，看到一些泉水，一些树林，一些池塘，一些山丘，每每就像一次艳遇一样深受感动，甜蜜的回忆会终身难忘。有时候，我们的思想会回到某一片森林，某一段河岸，或者某一个鲜花盛开的果园；尽管只是曾在一个美好的日子里偶尔一瞥，但内心却留有深刻的印象，就像在一个春天的早晨在街头遇见的女郎，穿着浅色透明的衣衫，在我们心灵和肉体里留下一种难以平息和磨灭的欲望，一种擦肩而过的幸福之感。

在维尔洛涅，我爱这片原野上的一切。这里，小树林星罗棋布；小溪像血脉一样在泥土里纵横流淌，为大地注入血液。在小溪里可以捉到虾、鲈鱼和鳗鱼，真是其乐无穷！有些地方还可以洗澡，而且在潺潺溪流的岸边的高高的草丛里还经常可以发现沙锥鸟。

我像山羊一样敏捷地前进，眼睛紧盯着我的两条在前面东寻西找的猎犬。塞尔瓦在我右边一百米远的一片苜蓿地里搜索。我绕过索德尔家的树林边缘的灌木时，远远看见一所茅屋的废墟。

我突然想起我最后一次看到这座茅屋时的情景，那是一八六九年的事了；那时它是那么干净，墙上攀着葡萄藤，门前有几只母鸡啄食。如今它却成了一座毫无生气的废墟，只剩下立着的骨架，残垣颓壁，一片凄凉。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伤怀的呢？

我还记得有一天我累得精疲力竭，一位好心的妇女曾请我进屋喝了一杯葡萄酒。当时塞尔瓦跟我讲过那家人的故事。父亲经常违禁偷猎，被宪兵打死了。儿子，我从前见过，一个瘦高个儿的小伙子，摧残起野物来心狠手辣也是出了名的。大家都管他们叫索瓦热。

这究竟是姓还是绰号呢？

我呼唤塞尔瓦。他迈着鹭鸶般的长腿走过来。

我问他：

“这家人怎么啦？”

他就给我讲了下面这段奇事儿。

2

宣战的时候，儿子索瓦热三十三岁，应征入伍，撇下母亲一个人在家。人们并不太替老妇人担心，因为她手上有点钱，这个大家都知道。

她仍旧住在树林边这座孤零零的房子里，独自一个人，远离村庄。再说，她也不害怕，因为这个又高又瘦的老婆婆，就像她家的男人一样，脾气倔强；她很少有笑的时候，人们也从来不跟她开玩笑。再说乡下的女人本来就不大有笑容。笑，那是男人们的事！女人的心灵抑郁而又狭窄，她们的生活单调得见不到一线光彩。庄稼汉在酒馆里养成了一点闹中取乐的习惯，但他的婆娘永远是板着面孔，一本正经。她们脸上的肌肉从来也没有练习过笑的运动。

索瓦热大妈在她的茅屋里继续过着平平常常的生活。不久以后，茅屋就覆盖上一层积雪。她每个星期到村子里来一次，买一点面包和肉；然后就回她的农舍去。听人说有狼出没，她出门时总背着枪，儿子的那支枪，枪已经生锈，枪托也被手磨坏了。索瓦热大妈的样子看上去很有趣：她高高的个子，微微驼着背，地面雪厚，她只能缓慢地跋涉前进，紧巴着脑袋的黑帽子把谁也没看见过的白头发捂得严严实实的，帽子后面露出枪管。

有一天，一批普鲁士人来到这个地方。按照每一户的财产和收入多少，他们被分配到居民家里吃住。人们知道老婆婆有钱，所以她摊到四个。

这是四个胖墩墩的小伙子，金黄色的皮肤，金黄色的胡子，蓝眼睛，尽管已经疲惫不堪，可是仍旧肥乎乎的；他们虽然是在被自己征服的国家，倒是都很和气。他们单独住在这个上了年纪的妇女家里，对她体贴入微，尽可能减少她的劳累和开支。人们可以看到，每天早上，索瓦热大妈忙前忙后准备早饭的时候，他们四个人只穿着衬衫，在刺眼的雪光里，围着井洗脸，用大量的水洗他们北方男人的白里透红的皮肤。接着，又可以看到他们打扫厨房，擦窗户，劈木柴，削土豆，洗衣裳，就像四个孝顺儿子围在母亲身边，干着各种家务活儿。

但是，她却无时无刻不在惦念着自己的亲生儿子，她那瘦高个儿、鹰钩鼻、褐眼睛、浓浓的胡子在嘴唇上堆起一个黑毛团的儿子。她每天都要挨个儿问那四个住在她家的士兵：

“您知道那支法国部队，第二十三团，开到哪儿去了吗？我的儿子就在那里面。”

他们每一次都回答：“不吃（知）道，一填（点）也不吃（知）道。”他们的母亲也在远方，他们能够理解她的痛苦和忧虑，于是千方百计地在小事儿上关心她。何况，她也爱这四个敌兵，因为乡下人没有多少爱国主义的仇敌情绪；那只属于上等阶级。卑微的众生，也是付出最多的人群，因为他们贫穷，一切新的重负都压在他们身上；因为他们人数众多，他们成批地被屠杀，成为真正的炮灰；因为他们最弱小，最缺乏抵抗的能力，他们经受的战争带来的灾难也最残酷和深重。他们不理解那些好战的狂热叫嚣，那些激昂慷慨的荣誉观念，以及那些六个月以来已经把战胜和战败的两个国家都弄得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