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到了吗？”斯普林特轻声说着，

“我们明天将要驶向那里。我想去摸摸沉入大海的太阳。”

我的名字叫卢克。你可能已经从报纸或者电视上听说过我。我就是那个无影男孩。不信的话可以尽管用探灯照我，但你会失望的。唯物论者说我是进化史上的奇迹；美国人却觉得我是某种秘密武器——当然是俄国造的——他们认为基地组织不可能聪明到这份儿上；基督徒认为我是天神下凡；妈妈则视我为尘世间的天使。其实我什么都不是。我只是卢克，真希望我能理解自己名字的含义。

很多人都说是因为我的基因异变了，但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什么分子结构和光影效果，扯七扯八的，我压根儿不在乎，反正他们治不好。你大可用灯光随便照我，无论是我的下巴、胳肢窝还是肋骨下方，都不会显出任何阴影。大家都说这让我看起来很“平面”。我也不知道自己长什么样子，因为我的身体无法形成映像。当年我出生时，助产士在镜子前抱起我却吓得把我丢在地上，在我左边屁股上留下了个问号形的伤疤。妈妈跟我说当时在镜子里只能看到一根悬浮着的脐带，吓得那个助产士尖叫着跑出产室。分娩的照片上能看到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但就是看不到我。唯一捕捉到我的图像是妈妈的声波图，因为那玩意儿成像靠的是声音不是光。

“你应该为自己的基因感到自豪！”爸妈老这么说。他们是“进取教”的创始人，这是一个崇尚“与众不同”的地方教会，其实无外乎大家聚在一起吹牛：“我们刚刚收养了一个菲律宾孩子。”“没开玩笑！我儿子是个同性恋。”“真的？好吧，我家小孩没影子。”秒杀全场，没人能比这更特别。妈妈信奉禅宗，爱做瑜伽，而爸爸宁愿给流浪汉做饭也不给我们做，就像许多可怜万物的大善人一样，他们的好心仅仅“对外开放”。

七岁之前，他们都成功保守了我的秘密。但谁都知道纸是包不住火的。一天，两个戴墨镜的男人把我从教室拖出来，捆进一辆装甲车里并给我的胳膊扎了一针。我醒来时已在美国的一个军事基地里，一组科学家跟特工花费数月的时间来研究我。头三个礼拜我宣称自己来自火星，意图征服全世界，结果他们被惹毛了，开始威胁我。有天早上醒来，我竟然发现屁股被他们割了一块皮去做实验。我彻底爆发了，告诉他们赶紧他妈的给我停手！结果没想到在一周内我就被告知自己已经没有利用价值，可以回去跟爸妈团聚了。为了补偿我们，他们在《国家地理》上给我们做了一期专题。一开始爸妈都气坏了，并考虑诉诸法律，但后来他们发现绑架我的家伙是一帮高于法律的存在，而且随之而来的媒体效应对于“进取教”的经费来说可谓是一座金矿，于是他们很快就妥协了。

至于我呢？拜他们所赐，我出名了。在奥普拉脱口秀上，节目组觉得一个没五官的悬浮面具在电视上看着太古怪，于是不给我化妆，结果导致电视前的人们只能通过飘浮的衣物、凭空飘起的东西，以及站在红外线机器后的我才能相信我真的存在。当奥普拉问我科学家如何对待我时，我答道：“我认为政府没有权力拿我的屁股做实验。”单这句话就让他们花了三百万美金来封口。尽管如此，关于性骚扰的指控依然蜂拥而至。活该这帮混球。

你可能觉得我跟美国政府打成平手了。还真不是。接下来的几年里，我家前院总是挤满摄制组，妄图能够拍摄到我，不过这明显没有任何技术可行性。12家马戏团以及包括雷普利秀在内的23家怪咖秀开出天文数字想展示我。我被称作圣人268次，谷歌上有2900万个关于我的搜索结果，跟布拉德·皮特一样多。与众不同真是酷啊，爸爸妈妈。但如果你是我，就不会这么觉得。所有人都认识我。所有人，除了我自己。

斯普林特曾说过梦想铸就人生，但我从不做梦。我知道很多人都这么说，但我真的不会做梦。坦白讲，我连梦是什么都不知道。数不清的脑电图显示，我的大脑在快波睡眠时完全没有活动。医生找不出来原因，啧，这不也是意料之中的嘛。我估计这就是我没朋友、没感情、没想象力的原因。我既缺乏内涵又没有目标，不过我也无所谓。

我唯一的愿望就是找到自己的映像。如果我不知道自己长什么样，怎么可能明白自己是谁？你们都知道那些所谓的名人圣人的下场。当他们被声名钉在十字架上，无力地看着生命流逝的时候，人们唾弃了他们。

斯普林特·罗森博格的出现改变了一切。

那时候我已经十四岁，日子过得还算平静。舆论热潮总是会慢慢冷却的，这次也不例外。这段时间我们还在这小破镇子里搬了几回家。美国政府为了弄到我在美期间未受性虐的声明，安排了两个墨镜男在我家门前安扎了整整一年，替我们驱赶那些前院里的“朝圣者”跟其他变态。

很显然，这一切肯定会给我的校园名声造成影响——我落得形单影只。而且由于个头高，我要比其他孩子胆子更大。同学们对我避之不及，但这正是我想要的效果。有时候我会找个倒霉鬼揍上一顿，不是因为喜欢打架，而是我需要树立一种坏形象。你想啊，除非我站在镜子前面，否则也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我平常都穿长袖，所以身体上看不出来什么，只是实在没什么好法子来掩饰脸部的怪异。如果太阳从右边照过来，我的左脸就会闪闪发光。妈妈试过给我化妆来掩饰这个问题，结果却让我看起来像个异装癖，所以还是算了吧。

甚至连乔迪·亨德里克斯也不太招惹我，顶多和我耍耍嘴皮子。他心情好的时候叫我“透明人”，心情不好时叫我“空气”或者“怪胎”。他说没有映像的我其实压根儿不存在，只可惜我这蠢蛋自己还没搞明白。

要我说，乔迪这话有点夸张了。即使我相信自己并不迷人，但事实也没他说的那么糟啦。很多艺术家——包括我爷爷——都帮我绘过画像。但这些画每幅都不一样，也没有一幅适合我。比如《人物》杂志封面的那张素描，我第一眼看就觉得挺扯的——它居然画出了实际上并不存在的阴影！还有一些画上男孩的脸既简单又粗糙。妈妈说爷爷画得最像，但是爷爷曾经也给妈妈画过像，画里的妈妈看着却像个男人——老妈看法的可信度可见一斑。

可惜得很，乔迪是个坏到骨子里的混蛋。其他孩子都很怕他。自从斯普林特来我们班后，我就算不上新鲜事儿了。这在某种程度上还得“谢谢”他妈妈罗森博格女士——她陪斯普林特来学校的头一天就把他的情况说得一清二楚，那时她就已经犯下了无法原谅的错误。我记得当时他们肩并肩站在那儿，罗森博格女士像跟小淘气们讲课般说着话，而斯普林特则目光呆滞地看着教室。斯普林特看东西总是显得目光呆滞，那是因为他的眼睛是玻璃做的——不止眼睛，他全身都是。基因库里总会出一些古怪的小事故，他正好就撞上了。把他擦擦干净，就是一面完美的镜子。他还保有一些机动性，也能活动四肢——只不过都是慢动作，就跟阿姆斯特朗月球漫步似的。但要让他做出点面部表情可就太难为他了。

拥有正常身体的罗森博格女士告诉我们，只要把他当作一个瓷器柜就好，这比喻倒也跟实际情况差不远。他不能在课间或者体育课上玩游戏，因为一粒精准射出的足球准会要了他的命。卡丁车就更别想了。当这些话从她这样一个干瘪的老女人嘴里说出来时，我们都又说又笑地乐疯了。罗森博格女士倒是很开心，觉得自己挺酷的。而斯普林特，则知道自己肯定完蛋了。

刚来的第一天，乔迪跟他的朋友就将斯普林特团团围住。他们纷纷将回形针、硬币、弹簧和圆珠笔扔向他，想试试看敲击哪个部位才能敲出《镜中人》的前奏。“你们都是混蛋吧？”老师离开后，斯普林特终于愤愤道，“可以别再玩了吗？这对我来说很危险。”

哎哟哟，这只会让坏蛋们变本加厉。斯普林特知道自己有多脆弱，也明白那些回形针跟硬币不会对他造成永久性创伤。但事故总有可能发生。于是，当乔迪扔出的圆珠笔刮伤他的脖子后，他向老师告了一状。

哎哟哟哟哟，这无疑雪上加霜，因为事情不可能就这么结束。乔迪指示几个三年级的小孩编了个故事将老师支出教室，然后把斯普林特夹在腋下，放在手工台上。斯普林特尖叫着，不是因为疼痛——他压根儿没有神经——而是为了引起老师的注意。他没有挣扎，因为他清楚一个不小心自己就会碎成两段。

“我一直都想当个玻璃吹制工，小混球儿，”乔迪一边说，一边点燃喷灯，“魔镜魔镜，告诉我，谁将拥有这世上最弯曲的小丁丁？”

三四个男孩围成一条警戒线，将那些心肠软的人隔离开来。班上其他的人要么傻笑着，要么就装着没注意到。至于我，我真庆幸躺在那儿的不是自己。

乔迪手上的喷灯最终停在斯普林特的左手小指处。他烧热了斯普林特的指尖，用钳子扭成茶勺状，并戏言斯普林特喝茶再也用不着勺了。接着乔迪的一个小弟提醒大家统一口径，把事情说成斯普林特自己闹出的焊接事故，还警告我们谁多嘴泄密的话，不论身体是不是玻璃做的，都会遭受同样的待遇。

我当时确信乔迪肯定逃不了责任，但他还是逃脱了。这就是校园里的潜规则。我们欺负彼此，同时也包庇彼此——这仅仅是种自我保护的手段罢了。谎言与欺诈的泡沫迟早都会破灭。但那太简单了。时间已经告诉我，我们生活在一个满是乔迪这种人的社会中，这个社会通过摧毁奇迹来繁荣发展，而人们就活在这乌烟瘴气、同流合污的氛围下。

我为什么会被斯普林特吸引？

因为他是这辈子唯一理解我的人。他所寻找的不过是一星半点的愉悦，但没人愿意给他。得了，让我们面对现实吧，当他的皮肤上只能看见外界的反射，他又怎么能找到真正的自己呢？

我们经常在他的房间共度午后时光。“爸爸告诉我应该去寻找内心的快乐，”某个这样的下午斯普林特跟我说，“但我就是找不到，除非把自己摔个粉碎看看。我有个玻璃表哥就为了验证这事，从屋顶上跳下来摔了个粉碎，但我们清理烟囱时，也没有从碎片里发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你说事情既已如此，我还能怎么办呢？”

“唔，人生有得有失，朝前看啦。”我咧着嘴笑道，但并不能掩饰声音中的悲伤。

而我之所以吸引到斯普林特，是因为我是唯一能真正看到他的人——我眼里的他就是他，而不是自己的映像。有一次罗森博格女士出去应酬前突然冲了进来，把斯普林特摆在面前，眯眼盯着他的脸摆弄自己的头发，直到满意才离开。人们总是带着憎恶的表情看着斯普林特，因为人们总能在他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可憎面貌。斯普林特倒是对这事儿无所谓。由于我在他身上根本看不到人影，所以如果我用憎恶的表情看着他，他就会知道那只是因为我心情不好；如果我冲他发笑，他也知道我是对他笑。

在斯普林特来校后的前几个月里——从夏天一直到圣诞节——我都没跟他说过几句话。虽然确切地说，跟其他同学也是如此。如果课间要小便，我就会去老教学楼的卫生间，以免碰到那些自以为是的家伙和备受惊吓的新生。在这里，只有走廊的回音陪伴着我。一路上我得穿过门廊并经过副校长的办公室，圣诞节来临前他在那儿摆了一棵巨大的圣诞树。

有一天，我正在这条路上走着，突然一个声音吓了我一跳：“呃，你能帮个忙吗？”

我环顾四周，没看到什么人。

“我在上面。”

我抬头看了一眼，原来是斯普林特。他被人脱得只剩内裤，身体则被喷上了红色的油漆、跟其他彩球一道挂在那棵树上。

“见鬼，”我叫道，“你这是怎么了？”

“乔迪干的啊，”他耸肩叹道。还能是谁呢？“最糟的是副校长来回走了三遍都没发现我。”

我对斯普林特从来没什么兴趣，总觉得他有点蠢蠢的。现在他半裸着，我反而头一回认认真真地端详了他。他的胸膛跟着呼吸轻缓地起伏着，之前我还从没发现他居然会呼吸。我还看到一个银色的花环跟绞索似的挂在他脖子上，这要是换了别的小孩还不得被勒死了。

“喂，你就是那个没影子的男孩吧？”斯普林特操着他怪异而清脆的嗓音问道。

在圣诞的灯光下，说谎似乎没什么意义。于是我答道：“哟，哈啰。”

“酷毙了！我在探索频道看过关于你的节目。我觉得那个‘导光细胞’的理论真是太厉害了。”

我没搭话。

“老兄，你名气很大啊，所有人都在谈论你。什么时候有兴趣去我家玩儿吗？我老爸有个紫外线灯，我们能做些实验。”

那一刻我确实有了感情：斯普林特天真得令人可怜，但他意识不到。他只是眨着闪亮的眼睛看着我说：“天，你这情况比我还糟糕。”

我看着他悬在树上晃荡，并不作声。

“听着，我得去洗手间。”我说道。

“你能不能……帮忙把我弄下来？”

一瞬间的犹豫后，我抓过一把椅子推到树旁。

“小心点儿，”我爬上椅子时被松针戳到了胳膊，斯普林特急忙冲我喊道，“摔地上的话，我就玩完了。”

他伸手环住了我的脖子。尽管有心理准备，但我还是起了一身鸡皮疙瘩。那种触感是如此新奇古怪，竟然让我既厌恶又好奇。他的体温出奇地低，整个人都轻飘飘的。我甚至不敢抓牢他，生怕一使劲就会把他捏碎。斯普林特感到了我的拘谨，说：“这样就好，我抓住你了。你可以把我放下了。”

于是我把他放下。至今我回想起那一刻，还会觉得他决定把生命托付给我，有多么随意。不考虑心理上的因素，我发现他其实别无选择。在将他从树上扛下来放到地上的几秒钟内，他的玻璃身体里传来的一丝震动让我异常强烈地意识到生命的脆弱，让我紧张了好一阵子。也就是那个时候，我明白了人们觉得稀松平常的行为对于他来说有多危险。他的脚一触地，我就松开了手，仿佛生怕自己被火炉烫到似的。

“哇，谢了老兄，”他边说边将脖子上的花环扯掉，“如果上课铃响后我还在这上面的话，他们就要围起来给我唱圣歌了。幸好有你帮忙，不然我就糗大了。”

“不客气。”我嘟囔着，感觉有点拘束。心血来潮又加了句：“祝你好运。”

当注意到他那木琴般的脚步声跟着我时，我已经走到了门廊中间。我转过身去，看到斯普林特光着脚，手臂上还挂着一摞衣服。

“我只是想问问有没有什么我能帮到你的……我欠你一个人情。”

“别放在心上。”我答道，一边推开男卫生间的弹簧双开门。那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门可能会弹回去撞到他，于是我又顶着门等他进来。我心里不怎么乐意，因为这家伙让我很不舒服。他的玻璃手指触到了我的痛处，打乱了我的日常生活。我不喜欢自己的生活被打扰。

“能帮我把水龙头打开吗？”他眨了眨眼睛，问道，“我的手不能用力。”

我照做了。斯普林特开始用纸巾擦拭他脸上的红漆，那声音听着就像用湿湿的手指摩擦玻璃窗。我洗手时，他好奇地看着镜子，盯着我那本该存在、实际却没有的映像。我猜他在犹豫着是不是该说点什么。终于他下定决心问道：“你是怎么处理发型问题的？”

片刻犹豫后，我回答说：“是我老妈弄的。不过你敢告诉别人的话，小心我用球棒把你打个粉碎。我留短发是有原因的。一般我都会戴个针织帽，但学校的破规定却……”

“我懂的，”他说，“想知道点我的事吗？我的胳膊不够灵活，够不着身上所有地方。因此我他妈的都已经十四岁了，还得让我妈帮我洗澡。”

“连你的那里也……”

他耸了耸肩，看起来很尴尬。

我们有些害羞地看着彼此，接着同时爆发出笑声。就在那时，我们成了朋友。在我们那个年纪，大家总是觉得自己地狱般的生活是最黑暗的；但斯普林特让我明白，人的命运原来还能更糟。照镜子自省不是什么坏事，但斯普林特浑身上下都是镜子。我看着他在镜子前洗脸，脑袋竟然晕眩不堪。两面相对的镜子重复反射，形成了一种无限循环。正如友谊，索取的同时也要付出，即使你一无所有。

我们在一块儿时，通常会待在家里边聊天边看电视或是去河边钓鱼。我跟斯普林特在很多方面截然不同。他有点子，有爱好也有梦想——这些我都没有。他最感兴趣的莫过于海洋，而最大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能成为海军舰长。从中，我也逐渐了解到斯普林特是个什么样的人：天真且不谙世故，满脑子都是新奇的点子和幻想。

遗憾的是，我们俩都很清楚他的梦想永远无法实现。我经常对他一直以来的乐观态度感到好奇。作为一个体重九磅、玻璃制成的男孩，死亡对于他来说，只隔了一层窗户纸。他生来就是个受害者。“幸亏我是剖腹产的，”他告诉我，“你想象一下子宫收缩的血腥场景——如果是自然分娩的话，我早就被妈妈的产道挤爆了。”

他时常猜测自己死亡的情形，也不管这会让我多沮丧。“我能活到今天已经是个奇迹，”他说，“我表哥十一岁时在屋顶上滑了一跤，摔成碎片，而我表妹在四岁时就被一阵大风刮到一棵树上，粉身碎骨。我是家族中活得最久的玻璃孩子。说真的，我能活着毕业的机会微乎其微。”

“一点也不意外啊，如果你还跟那帮狐朋狗友混在一起的话，”我说，“我听说乔迪打算把你扔到玻璃瓶回收站去。”

他冲我竖起了玻璃中指，我也假装要胖揍他一顿，但你们应该明白我不会真的动手。

罗森博格夫妇对斯普林特保护得过度了。除了看书、钓鱼以外，他们不允许斯普林特做任何事。他妈妈只让他穿戴手织的衣物出去活动：三层连体衣、毛线帽、围巾、手套以及其他柔软的衣物。他爸爸坚持每天早上送他上学，就算他前一晚睡在我家也不例外。这一切都让他觉得烦不胜烦。

“没关系的，爸爸，我们可以自己走去上学。妈妈都把我包成这样了，我从尼亚加拉瀑布跳下来都死不了。”

但罗森博格先生不肯让步。“太危险了，”他答道，“特别是网球场边上那段路，你也知道亨克叔叔是怎么死的。”

“我什么事都不能干，”斯普林特看到爸爸的车停在校外，耸了耸肩膀说，“不过爸爸说得对，我确实什么事也干不了，连掰个手腕都能把我弄碎。所以我这辈子都别想加入海军。”

罗森博格女士交代说卡丁车千万不能玩，我觉得她剥夺了斯普林特的乐趣。斯普林特那么想要玩上一把，为何不让他试试这么一个为数不多的能让生活充满意义的游戏呢？

因此在某个下午，我开着从邻居家借来的卡丁车（邻居去度假了，而且严格说来他们也没允许我开，但也没反对）沿着小镇兜风，当他诚惶诚恐地请求我时，我无法拒绝。我跑回家拿了绳子和靠垫，把他的手绑在方向盘上，脚绑在车架上，身体绑在座椅上，这样他就不至于搞砸，然后摔出车外。我还往他与车接触的每一处地方都塞上了靠垫。

斯普林特踩着油门冲了出去。他的身体像假人一样摇晃着。那一瞬间我还担心自己犯了这辈子最大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