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老舍
时间 明嘉靖某年。地点 北京,严府。人物 路 楷(御史,丑扮) 严 喜(严府家院,小丑)严世蕃(官居侍郎,但皆以小丞相呼之,抹白脸)〔路楷上。路楷 (念)万般皆下品,只有作官高!来此已是严府,门上哪位在?

作者:老舍
有不少话剧已改编为各种地方戏。戏曲节目改编为话剧的还不多见。为了继承传统,发扬民族风格,理当这么试验试验。不试验便不易找出困难何在。最近,我试验着把川剧的《荷珠配》改编为话剧。能否上演,演出能否成功,我都不知道。可是,我得到了一点经验之谈,写在这里。一、当我一想作这个试验的时候,就想到:在穿插上,话剧能够更集中,更简炼。我须以此胜过戏曲。这个作到了:川剧的《荷珠配》有十场戏,我给缩减到六场。可是,这里并非没有问题。戏曲中的过场戏颇有作用,它既能极简单地说明情节的变化,而且有时候又能有声有色。比如说:台上有一家人正在逃难,而强盗或敌兵已到,一家人就面朝内立着,强盗或敌兵疾风急浪地上来,又锣鼓喧天地匆匆下去。这一过场交代了情节,且有声有色。话剧无此便利。话剧可以用效果代替过场,但不如过场那样鲜明生动。戏曲能在过场中施展技巧,如疾走的舞步或荡马,甚至摔抢背或吊毛儿,本来没戏,而以技巧博得采声。话剧又无此便利。当然,戏曲中的过场并不都如此,有时候虽看到说明情节的责任,而纤冗无力,只听锣鼓响,不见戏出来。话剧为了集中,能够删减冗弱无力的过场戏,这是一个好处。但不易运用那简单而有力的过场戏,更不能在过场戏中施展技巧,这是一失。一得一失,只能算收支相抵。在改编《荷珠配》时,我只顾到了集中,而没敢冒险利用过场戏。是否应当利用它,和如何利用它,我把这当个问题,放在这里。二、在改编时,我改动了一些情节。我是这么想:川剧的《荷珠配》既然大胆地给老本子加以改动,我为什么不可以再改呢?可是,这是改编呢,还是借题再创造呢?这又是一个问题。在原剧中,金家与黄家俱因荒乱而逃亡,我不愿以这样的外来的因素来推动剧情的发展,所以改为:黄员外来求亲,本来是为夺取金家的产业,而在婚后把金三官与贞凤都赶了出来,霸占了财产。这样,既能显出剧情的有机发展,也增加了大鱼吃小鱼的一层阐明。这个变动不小。更大的变动是荷珠配了赵旺——原剧是她嫁给了状元。这是很大的变动!应该不应该这样变动呢?当然,剧本前后的安排都顺理成章,剧情发展水到渠成,非此不可,改动,即使是很大的改动,也是可以的。可是,一不留神,便会以今说古,把古人所没有的、不能有的思想感情,硬塞进去,就不大对头了。再说,一出戏的情节,往往决定于作者的思路与当时人民的愿望。若是情节大加改动,能不能还保存古人的天真的愿望呢?黄员外吞吃了金三官这条较小的鱼,自古有之,可以讲得通。荷珠配赵旺也是这么妥当吗?我还说不清楚。也当个问题,放在这里吧!三、不知别人如何,我自己有这个习惯:去看戏曲,我总希望听到些好的歌唱,看到演员们的真功夫——最好有些绝技。去看话剧呢,我知道演员既不唱,也不甩发,耍雄鸡翎;我就希望由剧中得到思想上的启发。这并不是说,我轻视戏曲的思想性或话剧的表演技巧,不过是注意之点有些差别而已。可是,在改编戏曲为话剧的过程中,这点差别给我带来不少困难。我是要把一出戏曲改编为话剧。按照上述的习惯,我自然要求自己叫改编的作品有较强的思想性,而不要求演员们走四方步、耍纱帽翅儿。可是,怎么使思想性加强呢?在某一些戏曲节目里,只要把音乐、歌唱、舞蹈,穿插等等组织得很好,就可以成为热热闹闹的戏,思想性不十分强烈也未为不可。(有许多戏曲节目是思想性与艺术性都很高的。)那么,把音乐歌唱等等都删掉,变成话剧,我上哪儿去找更多的思想性来补充呢?凭我的一点点本事,实在难以胜任。若不这样办吧,则既无歌舞,又思想平平无奇,可有可无,改它作甚?若努力这样去作吧,又恐怕改来改去,面貌全非,与戏曲原著无关了,那怎能叫作改编呢?是呀,连写台词也是这么顾此失彼,不知如何是好。我下笔写台词的时候,耳中老有川剧的锣鼓声、帮腔声和歌唱声。我的语言不由地就袭用了旧的话白与唱词。哎呀状元哪!何事惊慌?且住!……不断地来到我的耳中,也就顺手儿落在纸上。于是,台词儿遵古有余,而清新不足。有的地方还是新旧两掺,很不一致。为矫此弊,想用力舍旧取新吧,又怕台词太新,失去戏曲原有的味道。这种台词儿究竟应当怎么写呢?是该全旧,还是应当全新?若是新旧两掺为妙,则新旧语汇的比例怎样才算合适呢?我不知道。若是随便一写,非驴非马,总非上策!人物的形象与动作也有这样的困难:以丑角来说吧,我老想着鼻子上抹着豆腐块儿的人,而想不出把他放在话剧里应是什么样子。戏曲中的丑角,就凭他(或她)的服装、扮相儿,一露面便招笑。话剧中的丑角有此方便吗?若是过多地袭用那老一套,恐怕就成为打折扣的戏曲丑角了——抹豆腐块的人出来,而没有锣鼓,也不歌唱。若从新创造吧,又没把握!抓不到一定的形象,而欲性格鲜明,颇有些困难。最难办的是:在戏曲里,到了时机,演员叫起板来,只要唱得好,戏就往上升,台上一曲高歌,台下点头默赞。话剧可不好办,以大段朗诵诗代替歌唱,偶一为之,未为不可;屡屡如此,恐怕就会失败。改用大段对白,也有危险。如此说来,就非添新东西不可。可是,添什么呢?以川剧《荷珠配》而言,我觉得它的喜剧气氛还不太足,我就从这里下手,使金三官充分地丑化,而且把小姐也变成既胖且蠢,甚至给小生也添点可笑的动作,以便加强喜剧的气氛。这么作对不对,暂且不说。更要紧的是:川剧《荷珠配》是新近修改过的,所以还有某些不成熟的地方。假若是一出已经成熟的戏曲,可怎么办呢?比如说,改编京戏的《打渔杀家》为话剧吧。它的戏剧冲突很强烈,人物性格十分鲜明,场子紧凑,唱腔脍炙人口,行舟与停泊的舞姿又极美好。这怎么改呢?说到这里,恐怕这种改编工作还应是再创造,而不是顺着竿儿爬;那爬不出名堂来。想想看,剥去萧恩、桂英与教师爷等的服装、扮相儿,而且既不唱,也不舞,光把原来的故事架子摆在台上,怎能成为戏呢?戏曲与话剧这两种形式之间有个相当大的距离!据我看,由戏曲改编的话剧,当然要适当地吸收一些戏曲中的好东西,而主要地是要再创造。要不然,改编的话剧就无从胜过原来的老本子。这种工作既要尽到新旧的结合,也要争奇斗胜,各尽所长。千万别放弃自己的长处!不动手,不知困难所在,也就无从克服困难。在事前,我没想到会遇上这么多问题——语言的,人物形象的穿插的……等等。一动手,我招架不住了。这点经验之谈的目的,主要是希望大家指教,以便更好地进行试验,少走弯路。

作者:奥拉夫·H·豪格
奥拉夫·H·豪格(Olav H. Hauge, 1908-1994),二十世纪挪威著名诗人,生于挪威西部的乌尔维克,他几乎一生都生活在那里,以种植一英亩苹果为生。他深受中国古代诗人的影响和启示,过着园丁的简朴生活。自从1946年出版第一卷诗集《灰烬中的余烬》以来,他出版了十多卷诗作,还出版过一卷儿童诗,其中重要的有《礼物》等。他获得过挪威文学评论家奖等多种国际国内文学奖。此外,他还是一位知名的翻译家,曾经把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和一些英美作家的作品译成挪威语。奥拉夫·H·豪格的作品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挪威文学的主要成就之一。他的诗扎根于挪威本土的风景,具有典型的北欧特征,朴质、抒情的语言中透露出平静而深刻的哲理,他善于用事物的片断来概括事物的整体,对诗人自己来说,几滴水、一粒盐才是人类与世界最美好的联系,成为对这个物欲横流的现实社会的抵抗和精神安慰。他的诗已经被译成了数十种文字,在欧美具有较大的影响。

作者:柏桦
《水绘仙侣》是柏桦新近创作的一本书稿,这是一本很难定义的稿子,单从文本结构上来看,全书就是一首诗和对诗的注释,但这些注释所占篇幅和地位明显重于诗本身,每一则注释可以单独看作一篇文化随笔,而这近百篇随笔又完整地统一和围绕于此前的诗歌文本,诗歌是在说故事,随笔也就围绕着冒辟疆与董小宛的故事展开。随笔洋洋洒洒,引文贯穿古今中外,既有理趣,又含着文人的性情和散笔。所以在定位上,我倾向于将它定位为一部形式独特的文化随笔集。也正因其形式的独特、体散而神不散的脉络,我对它的出版意义和出版前景都较为乐观。书稿目前由三部分组成:长诗《水绘仙侣》、对长诗的99个注释、以及一篇近3万字的评论式附录。就长诗来说,柏桦自己也承认,他这首诗不难,在解读难度上作者做了刻意的降低。退一步说,即使这首现代诗仍有解读上的困难,后文详尽的注释也可解答读者所有的疑问,换句话说,诗歌不是本书的重点,它更像是一个引子或者开篇,进入作者文化语境的一把钥匙。附录深具学术研究价值,对专业人事来说是很重要资料。在和柏桦的交流中,他提到,这本书稿从动笔开始就有着一个较为清晰的市场思路,努力在不降低其品格的前提下照顾到更广泛的读者。我在审读稿件的时候也注意到,阅读此稿门槛低,但内容深挖下去却又极深,不同文化层次的人可以从中看出不同的名堂,真正是一本雅俗共赏的书。

作者:莎士比亚
《哈姆莱特》收录了莎士比亚最著名的四大悲剧:《哈姆莱特》、《奥瑟罗》、《李尔王》和《麦克白》。哈姆雷特为报父仇而发现“整个时代脱榫”了,决定担起“重整乾坤”的责任,结果是空怀大志,无力回天。奥赛罗正直淳朴,相信人而又嫉恶如仇,在奸人摆布下杀妻自戕,为追求至善至美反遭恶报。李尔王在权势给他带来的尊荣、自豪、自信中迷失本性,丧失当国王而做一个普通人,也能同样或更加伟大,因而经受了一番痛苦的磨难。麦克白本是有功的英雄,性格中有善和美的一面,只因王位的诱惑和野心的驱使,沦为“从血腥到血腥”、懊悔无及的罪人。这些人物的悲剧,深刻地揭示了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已开始出现的种种社会罪恶,表现了人文主义理想与残酷现实之间矛盾的不可调和,具有高度的概括意义。

作者:波德莱尔
波德莱尔的《恶之花》,是一卷奇诗,一部心史,一本血泪之书。恶之为花,其色艳而冷,其香浓而远,其态俏而诡,其格高而幽。它绽开在地狱的边缘。一八五七年六月二十五日,《恶之花》经过多年的蓄积、磨砺,终于出现在巴黎的书店里。《恶之花》(1857)是波德莱尔的代表作,也体现了他的创新精神。创新之一在于他描写了大城市的丑恶现象。在他笔下,巴黎风光是阴暗而神秘的,吸引诗人注目的是被社会抛弃的穷人、盲人、妓女,甚至不堪入目的横陈街头的女尸。波德莱尔描写丑和丑恶事物,具有重要的美学意义。他认为丑中有美。与浪漫派认为大自然和人性中充满和谐、优美的观点相反,他主张自然是丑恶的,自然事物是可厌恶的,罪恶天生是自然的,美德是人为的,善也是人为的;恶存在于人的心中,就像丑存在于世界的中心一样。他认为应该写丑,从中发掘恶中之美,表现恶中的精神骚动。波德莱尔在描绘人的精神状态时往往运用丑恶的意象。以《忧郁之四》为例,诗中出现的意象全部是丑的:锅盖、黑光、潮湿的牢狱、胆怯的蝙蝠、腐烂的天花板、铁窗护条、卑污的蜘蛛、蛛网、游荡的鬼怪、长列柩车、黑旗。这些令人恶心的、丑陋的,具有不祥意味的意象纷至沓来,充塞全诗,它们显示了精神的骚动。总之,波德莱尔以丑为美,化丑为美,在美学上具有创新意义。这种美学观点是20世纪现代派文学遵循的原则之一。创新之二在于展示了个人的苦闷心理,写出了小资产阶级青年的悲惨命运。在诗歌中表现青年的这种心态,是别开生面的。浪漫派诗歌表现爱情的失意、精神的孤独、政治上的失落感,在挖掘人的深层意识方面仅仅是开始。波德莱尔从更高的意义上来理解忧郁,他认为美的典型中存在不幸。忧郁是《恶之花》要表达的最强音。从整部诗集来看,诗人写的是人在社会中的压抑处境。忧郁像魔鬼一样纠缠着诗人。忱郁是对现实生活不满而产生的病态情感,也反映了小资产阶级青年一代命运不济,寻找不到出路,而陷于悲观绝望的心境,正如诗集初版时广告的说明和评论所说的:《恶之花》在于勾画现代青年的精神骚动史,表现现代青年的激动和忧愁。《恶之花》分为忧郁与理想、巴黎即景、酒、恶之花、叛逆和死亡六部分,其中忧郁与理想分量最重,占了全书的三分之二。在这一部分里,诗人耐心而无情地描写和剖析自己的双重灵魂,表现出自己为摆脱精神与肉体的双重痛苦所作的努力。它追求美和纯洁,试图在美的世界里实现自己的理想,但美就象一个冰冷的雕像,可望而不可及;他寻求爱,但一再受到爱情的欺骗;他向天使祈求欢乐、青春和幸福,企图从烟草和音乐中得到安慰,但阴森丑恶的幻象和纠缠人心的愁苦始终笼罩着他,使他的痛苦有增无减。波德莱尔有一套诗歌理论,运用到《恶之花》中。首先是通感,同名十四行诗指出了不同感觉之间有通感:香味、颜色和声音在交相呼应。随后诗歌作了具体的阐发,表明一切感觉是相通的。在其他诗歌中,波德莱尔提出诗歌应该同别的艺术相通(《灯塔》、《面具》)。波德莱尔认为通感是一种联想的魔法,属于创作的隐蔽法则,艺术家由此能够深入到艺术的更高级的殿堂。雨果称赞波德莱尔创造了新的颤栗。他主张运用艺术包含的一切手段,他主要运用的是象征手法:以具体意象去表现抽象观念,其含义是丰富的、复杂的、深邃的,具有哲理性。在他笔下,时间、美、死亡、偶然、羞耻、愤怒、仇恨……都拟人化了,也就是运用了象征手法。为了捕捉大量的意象,诗人需要发挥想象:想象是真实的母后。波德莱尔将想象看作各种才能的母后,认为是天才的主要品质,能把抽象的精神现象和各种概念以具体的意象传达出来。《恶之花》以其大胆直率得罪了当局,其怪诞的思想和超前的理念更触怒了保守势力,结果招致了一场激烈的围攻。波德莱尔被指控为伤风败俗,亵渎宗教,上了法庭,最后被迫删去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六首淫诗:《累斯博斯》、《入地狱的女子》、《首饰》、《忘川》、《致大喜过望的少妇》、《吸血鬼的化身》.四年后, 《恶之花》新增了三十五首诗再版,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书的主题是恶及围绕着恶 所展开的善恶关系。恶指的不但是邪恶,而且还有忧郁、痛苦和病态之意,花则可以理解为善与美。波德莱尔破除了千百年来的善恶观,以独特的视角来观察恶,认为恶具有双重性,它既有邪恶的一面,又散发着一种特殊的美。它一方面腐蚀和侵害人类,另一方面又充满了挑战和反抗精神,激励人们与自身的懒惰和社会的不公作斗争,所以波德莱尔对恶既痛恨又赞美,既恐惧又向往。他生活在恶中,但又力图不让恶所吞噬,而是用批评的眼光正视恶、剖析恶。如果说它是病态之花,邪恶的花,那是说它所生长的环境是病态的、邪恶的。波德莱尔从基督教的原罪说出发,认为一切美的、高贵的东西都是人谋的结果,善始终是人为的产物,所以要得到真正的善,只能通过自身的努力从恶中去挖掘。采撷恶之花就是在恶中挖掘希望,从恶中引出道德的教训来。

作者:廖一梅
历时十一年的“悲观主义三部曲”首度集结,三个剧本,记录了编剧内心情感世界的变迁,抛开世俗,直指爱情本质。《柔软》第一次收录,原剧本重现,全文未删一字。《柔软》:“悲观主义三部曲”的完结篇。讲述了一个性别错乱的年轻人,在变性的过程中,与绯闻缠身的女医生产生了难以名状的情感,还有界定不清的性关系。它刺穿了世俗,直抵爱情与灵魂的本质。《琥珀》:登徒浪子高辕以为自己诱惑了年轻女孩小优,但恰恰相反,他的心脏本是属于小优的未婚夫,意外将生命延续到另一个生命。小优在不动声色的诱惑中渐渐爱上了高辕,并在背弃原有爱情的痛苦中挣扎。本剧2005年3月在香港艺术节首演,后在各地巡回,被称为亚洲剧坛的旗帜性作品。《恋爱的犀牛》:讲述一个有偏执倾向的男人,爱上了一个女人,他夸大了她与其他女人的之间的差别,为她做了一切可能做的事。本剧1999年首演,长演不衰,是最受欢迎的小剧场戏剧之一,被视为小剧场史上的奇迹。

作者:佚名
王宝钏与薛平贵困守寒窑,苦度光阴。一日,平贵降服红鬃烈马,唐王大喜,封其为后军督府。西凉作乱,平贵阳市为先行。平贵与宝钏告别,出征西凉,阵前获胜,不料被魏虎设计陷入敌营。西凉王爱才,反以代战公主许之。至西凉王死,平贵乃继位为王。时隔18载,平贵返长安,于武家坡前巧遇宝钏,平贵匿名并藉问路为由以试宝钏,宝钏斥责平贵无礼,逃回寒窑,平贵追至,并告以实情,夫妻相认。唐王晏驾,王允篡位,欲杀平贵。平贵得代战公主之助,攻破长安,自立为帝。金殿之上,平贵赐苏龙加官晋级,斩魏虎,并纳宝钏苦谏得赦免王允,后赐封宝钏、代战、王母及王允。

作者:安意如
在古典诗词的美丽意境里,安意如以轻盈优雅的姿态横空出世。“人生若只如初见”虽好,然而我们多想让她优雅的身影再次出现,多想再次沉醉在她美丽的文字里。安意如终于没有辜负我们的期望,她再次沉浸在古典文化的梦境里。这次,她选择的是元杂剧——昆曲的前身;这次,她字斟句酌,如琢如磨,拈断缕缕心绪。忙碌的现代人,有谁曾静静地坐在戏院里,领略昆曲软糯的声腔、曼妙的身段?《牡丹亭》、《西厢记》、《救风尘》,也许这些戏名很多人耳熟能详,但有谁细细领略过它们的浪漫与传奇?“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袅晴丝吹来闲庭院,摇漾春如线”,元杂剧的魅力哪一点比唐诗、宋词逊色?古典美女安意如,带你畅读古典文化的美丽与哀愁。

作者:雪莱
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英国著名民主诗人。出身乡村地主家庭,20岁入牛津大学,因写反宗教的哲学论文被学校开除。投身社会后,又因写诗歌鼓动英国人民革命及支持爱尔兰民族民主运动,而被迫于1818年迁居意大利。在意大利,他仍积极支持意大利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1822年渡海遇风暴不幸船沉溺死。雪莱是跟拜伦齐名的欧洲著名浪漫主义诗人。其作品热情而富哲理思辨,诗风自由不羁,常任天上地下、时间空间、神怪精灵往来变幻驰骋,又惯用梦幻象征手法和远古神话题材。其最优秀的作品有评论人间事物的长诗《仙后麦布》(1813),描写反封建起义的幻想性抒情故事诗《伊斯兰的反叛》(1818),控诉曼彻斯特大屠杀的政治诗《暴政的行列》(1819),支持意大利民族解放斗争的政治诗《自由颂》(1820),表现革命热情及胜利信念的《西风颂》(1819),以及取材于古希腊神话,表现人民反暴政胜利后瞻望空想社会主义前景的代表诗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1819)等。雪莱浪漫主义理想的终极目标就是创造一个人人享有自由幸福的新世界。他设想自己是日夜飞翔的夭使、飘浮蓝空的云朵、翱翔太空的云雀,乃至深秋季节的西风,是新世界理想的传播者、歌颂者、号召者。他以美丽的语言、丰富的想象描绘了这个新世界的绚丽画面,而且豪迈地预言:如果冬天已经来临,春天还会远吗? 因此,恩格斯赞美雪菜是天才的预言家。

作者:安意如
乐府是继《诗经》之后,古代民歌的又一次大汇集,语言通俗、贴近生活,刻画人物细致入微,故事情节较为完整,是中国诗史五言诗体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面对几千年前的文学宝藏,熟悉乎?陌生乎?时间犹如一面巨大的墙壁,阻挡了我们情感的交流,艰涩难懂的文字来自遥远的古代,精致珍贵却又那么模糊遥远,在成堆枯燥无味的注释帮助下,终于可以把它翻译成现代的文字,可是那距离,似乎未曾拉近一点点。但是,在安意如细腻的文字中,乐府,已经不仅仅是乐府,她用猛虎轻嗅蔷薇的姿态,小心的将它们从心中释放出来,描绘出一幕幕古典诗词背后唯美、动人的历史爱情画卷,引领读者倾听一段段经典、震撼的浪漫往事。从《人生若只如初见》、《当时只道是寻常》、《思无邪》直到这本《陌上花开缓缓归》,在安意如的作品中,读者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古典与现代也是可以找到契合点的,几千年来什么都翻天覆地的变了,但是只有人心的变化是缓慢的。安意如不拘泥于对古典诗词字面的理解,也非传统意义上的简单赏析,而是一种风格独特、感情丰富的散文随笔,结合宏观的历史环境和细腻真挚的人类情感,用现代的视角阐述了她独特的想法,当读者用心去体会,去理解,去阅读的时候,顿时,有种跨越时代的心心相印之感。 安意如说:要去看隐藏在诗词后面的故事,要写一些真的情感、真的人,仔细描述出那些跨越历史时空的真性情,不因人废文,亦不因文废人。正是在这个想法的支持下,她动笔写出了一系列古诗词赏析的文章。 而《陌上花开缓缓归》,无疑是将会带给人们更多的感动和思考。

作者:钱钟书
《槐聚诗存》是钱钟书自己诗的自选集。风格上接近宋诗杨万里等人。读者希望对钱钟书知人论世,这本诗集是很好的材料。

作者:纪伯伦
《泪与笑》(阿文音译为Dam‘ah Wa lbtis mah/英译为A Tear and a Smile)是纪伯伦第一批散文诗的合集,也是他写得最美的散文诗集之一。加上引子和结语共有56篇作品,内容非常丰富;该集正式出版于1913年,但其中的篇章早在1903年至1908年就已写出并发表了。刊载这些文学小品的是在美国纽约发行的阿拉伯《侨民报》。该报的主持人是纪伯伦的一位同胞,名叫纳希L·阿利达。正是由于这位慧眼独具的出版家的鼓励和坚持,《泪与笑》才得以结集出版。本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前后,纪伯伦已受到尼采哲学的影响,他对《泪与笑》中流露出的哀怨、痛苦和倾诉已经表示出否定态度,甚至对再次出版表示愧怍不安,但最终还是同意出版了。这一过程的前前后后在纳希L·阿里德撰写的序言中均有记载。《泪与笑》从一开始就展现了纪伯伦最关心的文学主题:爱与美,大自然,生命哲学,人道主义,社会批判,诗人的使命和孤独,等等。这个集于中的全部散文诗作,已预示了纪伯伦一生的创作方向,也集中反映出纪伯伦的艺术风格发展趋势。

作者:毛泽东
《毛泽东诗词集》就是一本历史的珍品,艺术的瑰宝。书中内容丰富,题材广泛,它既有毛泽东同志早年的矢志之作,又有晚年的忧思之篇;既有革命暂处低潮时悲凉的心声,又有革命的宏志和远望前瞻的大无畏精神。

作者:亚当·扎加耶夫斯基
亚当·扎加耶夫斯基善于把日常生活陌生化,在熟悉的处境中揭示新意,带来各种令人惊奇的效果。这是发现而非发明,是对世界矛盾本质的呈现而非评判。相应地,诗人在描写人类的处境时,既能深入其中透视,又能站在远处以略带讽谕的态度观望;在描写大自然的风景时,既能展示其辽阔的画面,又能保持细节的清晰。

作者:纪伯伦
艾勒一穆斯塔法,被选与被爱者,时代的骄阳,在特希林月——回忆的月份,回到了他出生的岛屿。他的船渐渐驶近港口,他站立船头,水手们围聚在他的身旁,他的心中回归故土的喜悦油然而生。他言道,他的话音里有大海的呼啸声:看!这是我们出生的岛屿。就在这里,大地将我们掷出,如歌似谜。歌,升上天空;谜,沉于大地。除却我们的热情之外,天地之间,还有什么能传播这歌声,猜解这谜语呢?大海再次让我们在海边出生,我们只是它滚滚而来的又一排波浪。大海推送着我们,是为了让我们传播她的话语,但是,若不将我们的心在岩石和沙滩上撞个粉碎,又如何能完成此举?

作者:易卜生
本书收录了易卜生中期创作阶段的四大“社会问题剧”:《社会支柱》、《玩偶之家》、《群鬼》、《人民公敌》。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立足生活实际,从多方面剖析社会问题,揭露和批判的锋芒直指资产阶级社会的种种弊端,触及到法律、宗教、道德乃至国家、政党、体制等各个领域。

作者:陈子昂
陈子昂诗集 陈子昂(公元661~公元702),唐代文学家,初唐诗文革新人物之一。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属四川)人。因曾任右拾遗,后世称为陈拾遗。其诗风骨峥嵘,寓意深远,苍劲有力,有《陈伯玉集〉传世。陈子昂青少年时家庭较富裕,轻财好施,慷慨任侠。成年后始发愤攻读,博览群书,擅长写作。同时关心国事,要求在政治上有所建树。24岁时举进士,官麟台正字,后升右拾遗,直言敢谏。时武则天当政,信用酷吏,滥杀无辜。他不畏迫害,屡次上书谏诤。武则天计划开凿蜀山经雅州道攻击生羌族,他又上书反对,主张与民休息。他的言论切直,常不被采纳,并一度因逆党反对武则天的株连而下狱。垂拱二年(686),曾随左补阙乔知之军队到达西北居延海、张掖河一带。万岁通天元年(696),契丹李尽忠、孙万荣叛乱,又随建安王武攸宜大军出征。两次从军,使他对边塞形势和当地人民生活获得较为深刻的认识。圣历元年(698),因父老解官回乡,不久父死。居丧期间,权臣武三思指使射洪县令段简罗织罪名,加以迫害。冤死狱中(沈亚之《上九江郑使君书》)。

作者:安意如
喜读《红楼梦》之人着实如山如海,但喜读四丫头惜春的,确是极少极罕。若论惜春,有三处却是非提不可的——其一便是她的小:小到形容模糊,书中对惜春着墨实在不多,比电报还要省;其二则是她的冷:我们的小四儿,却比《水浒传》中的好汉们还要厉害,是“万人近不得身”的冷僻性质;其三则是她的结局:原稿虽佚,但四丫头剃了头做姑子的预测,却是比事实还要真实的板上钉儿。《惜春纪》里的惜春,比红楼里的惜春更加本色,但《惜春纪》却的确不是《红楼梦》,在这里,惜春做着一场比红楼之梦更繁更空的梦。

作者:果戈理
《钦差大臣》描写了纨绔子弟赫莱斯达阔夫与人打赌输得精光,在一筹莫展之际,从彼得堡途径外省某市,被误认为“钦差大臣”,在以俄国某市市长为首的一群官吏中引起恐慌,当地官僚对他殷勤款待,阿谀、行贿。正当市长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这位“钦差大臣”,做着升官发财的美梦之时,传来了真正的钦差大臣到达的消息,喜剧以哑场告终。该剧是整个俄国官僚界的缩影,堪称俄国戏剧史上的里程碑,对俄国和世界戏剧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