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月中，集团军司令部回到了常驻地斯坦尼斯拉夫市。

我清静了一个星期，因而能更好地熟悉作战处的人和工作情况。

我住在一套空荡荡的住所里。这套住所比莫斯科的宽敞、舒适，我真惋惜不能立即把家搬到这里来。

最初几天，我常常在司令部工作到深夜。但我逐渐走上了正轨，开始有些空闲的傍晚了。我熟悉了这座城市。

斯坦尼斯拉夫是一年前才并入苏维埃乌克兰的一个州的中心，现在它仍然是一个宁静的省城。它的工业很不发达，只有几家小工厂和铁路作坊。很大一部分居民是旧官吏、商人、无数手工作坊的小业主及家庭手工业者。他们一干完当天的活就匆匆躲进屋里——他们在新天地感到不舒服。

当你走在照明很差的古老街道上时，四周总是一片沉寂。偶尔能听到马车夫的劣马的铿锵蹄声和晚归行人的脚步声。只有党和苏维埃机关所在的市中心，才会是晚上都有许多人。

我总是溜达到一到傍晚就改成饭馆的蹩脚的食堂前停下来，这个衰败的省食堂改为饭馆后并不能变得洁净、舒适一些，只是增加了醉鬼的吵闹声。但这里是单身汉（我也处于单身汉境地）能够解馋的唯一所在。

我吃了几次冷盘例菜后，终于对那个“饭馆”失望，于是动用我极为浅薄的烹调知识，自己动手做了。

生活上的杂乱无章对我的扰乱不算大。充满乐趣的工作使我向往，我又感到我置身于我所习惯的如意环境中了。

不久，帕鲁西诺夫将军叫我去。他冷淡地说，该开始熟悉部队和一旦战争爆发我们要掩护的边境地带了。他特别要我研究主要山口和桑河地域。

我很高兴，便准备上路。我叫来了我的用车的司机。多夫本，一个慢条斯理、象农民那样结实的人，沉思地搔搔后脑勺，非常仔细地追问起来：上哪儿？走哪条路？去多长时间？他看到我不耐烦了，便冷静地解释道：

“是这样，上校同志：我要对您旅行的技术方面负责！俗话说：行前多准备，路上少麻烦。”

……我醒来时外面还一片漆黑。我不想钻出热乎乎的被窝去看一眼放在桌上的手表。可是过了一会，前室传来了小心的敲门声。

“谁？”

“是我，上校同志，”传来了司机那老成持重的低音，“汽车准备好了。”

要用暖暖和和的被窝去换寒秋的潮湿了！

“你这恶棍，干吗这么早叫我起来？！”

“早什么呀？”门外说。“时钟已响过五下了，您吩咐五点来叫您的。”

“好吧，”我笑了，“我们准备出发。”

我开了门，让不安的司机进屋。他问过好后，马上象主人似地奔向厨房，把茶壶弄得叮当响。

约莫过了四十分钟，我们便下楼来到还没有上冻的汽车跟前。这里已有两个军官在等我：一个是作战处来的，另一个是军训处来的。他们要跟我一起走。汽车里堆满了杂物，有木板，有细树枝编的垫子，还有绳子，他们很费劲才钻进车厢。

“要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干吗？”我问多夫本。

“哎，上校同志，您没见过我们的道路在秋天的情形。车一打滑，什么都用得着。常言说，路上连小绳子都有用。”

“得了，开车吧，御者！”

我终于发现，要使多夫本闭上他的嘴，就得给他说他不明白的话。他沉默后，会长久蹙着额头，在弄明白实际意思之前是不会平静的。

当我叫他御者后，司机不说话了，用脚一踩油门，马上推到第二档，汽车猛地驶离原地。驶出不久，他终于忍不住了：

“什么叫御者？”

“人们把为传说中的古希腊英雄阿基里斯驾战车的剽悍车夫叫作御者。”

“噢，”司机拉长声音失望地说。“我还以为在莫斯科大家都这样称呼司机哩……”他停了一会，又问：“那么，他活着那时离现在多长时间啦？”

“按荷马的说法，有几千年了。”

“啊哟！那么荷马又是什么人？”

一路上就这样，我的每一个回答都产生一个新的问题，多夫本的求知欲是没有止境的。

一路没什么意外，正午前到了佩列梅什利。司机以前已来过这里，拉着我们径直来到第99师司令部。师长不在，据说到各部队①去了。有人送我们到参谋长那里。C·G·戈罗霍夫上校得知我们直接由路上来，客气地请我们去食堂用饭。

吃完午饭后，参谋长向我介绍这个师。该师辖步兵第1、197、206团。这三个团都驻在佩列梅什利地域。为了抗击法西斯德军可能的进犯，该师接到特别信号后即应占领构筑中的佩列梅什利筑垒地域阵地，该地域由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马斯柳克上校指挥。

戈罗霍夫上校向我详细介绍了该师战斗警报紧急动员计划。所有措施都经过深思熟虑，文书也写得明确而内行，使人感到这是出自一个有经验、懂业务的司令部工作人员之手。

参谋长详细评论了领导步兵团的三个上校。他说他们都可以当师长，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该兵团②取得成绩的原因。有这样的团长，任何一位师长都会感到安全可靠。

--------

①此外的“部队”，指的是具体的战术和行政管理单位，即团（一、二、三级舰艇）或独立营（飞行大队）和独立连。本书译文中出现的“部队”，除“重返部队”、“下部队”一类词组中应理解为与机关、院校相对应的泛指意义外，其余均应理解为具体的单位。——译者注。

②苏军把各军、兵种的军、师、旅和海军的分舰队统称为“兵团”。而下文的“分队”是指编制固定的营、连、排、班。—译者注。

我们很晚才结束了司令部的工作。戈罗霍夫上校彬彬有礼地要送我们去住地，可是多夫本就象从地下长出来似地出现了。

“我在这儿，上校同志。让我送吧？”

“你知道需要去哪儿吗？”我诧异地问。

“是的，已经勘察过了“我自个儿去走了一趟，弄清楚走法了。”

我谢过上校，跟多夫本走了。

第二天，我率同行者去该师第1团。这个团由面貌年轻，外表整洁的科罗特科夫上校指挥。他向我详细介绍了部队状况，对指挥人员作了评价。分队指挥员，其中包括各营营长，大都年纪轻，工作经验少。

我们巡视了军营。它是在布头儿奥匈帝国时代建筑的，保护得很好。营房和院子里都非常干净，虽然屋里很挤：床是双层的，甚至连红军战士能不受妨碍地刮脸、整理军容、熨熨衣服的一小块地方也腾不出来。不过士兵的穿戴无可责难，甚至可以说是讲究的。

人们邀请我们去指挥员食堂吃饭。但我建议和士兵们一起吃。上校欣然同意了。红军战士食堂是一间宽敞明亮的屋子，天花板离地面很高，看起来很舒适。看来团长是这里的常客，因为对于他的出现，谁也不感到奇怪。从战士们谦让地使用汤匙来看。我明白在这里将听不到有人抱怨伙食质量。

的确，饭管饱，而且挺可口。

当时我们还去观看了一个营的战术作业。天下着毛毛细雨，又冷又泥泞。但是一切迹象表明，战士们习惯于在任何天候中行动。可以认为，演练场进行的是真正的战斗。爆炸的烟尘时而在这儿，时而在那儿升腾到空中，被怒涛似的“乌拉”声压低了的猛烈射击声此起彼伏。步兵镇静地等候全速行驶、怒吼着的坦克（该团与机械化第8军一些分队一起演习），连我这个在军事上已不算新手的人，也为这种镇静深感高兴。射手们隐蔽在掩体内，让威风凛凛的坦克从上面开过去，然后准确地将一束束教练手榴弹投向坦克。真是好样的！头项上的履带声震耳欲聋，吸进肺里的是车辆排出的废气，泥土又哗啦啦撒满全身，谁经受这些都会知道这是困难的考验。

步兵第99师的士兵们后来不正是在这些演练场赢得了人所共知的荣誉吗？他们1941年夏季表现的坚韧不拔精神，在神话般的故事里传颂着。

另外两个团也给我们留下了同样愉快的印象。是的，这个师的人们有可以学习的东西。

在去第72师路上，我决定沿界河桑河行驶。湍急蜿蜒的河流深深切开了喀尔巴阡山东坡。佩列梅什利以北的河谷很宽，有的地方达两公里，但接着就越来越窄，峡谷两壁也越来越陡，在萨诺克市以下，河很深，但到了上游，则几乎到处都可以徒涉。

我们的汽车费劲地喘着粗气，沿着山路绕来绕去。上坡时常常毫无希望地空转着车轮。我们下车用肩膀顶着车子走，一边躲着从车轮底下飞迸出来的碎土块。这时，我们都对我们那个精灵司机的先见之明感到高兴：他带来的那套“就便器材”，甚至在我们那多灾多难的汽车眼看动弹不得的时候，还救了我们……

在路上走了很久。我们不时停下来勘察地形，然后又上路。很晚才到达多布罗米尔。我们在蒙蒙秋雨中艰难地找到了师司令部。值班军官想马上向首长报告我们的到来，但我提出了异议，请他安排我们住宿。

“那就请吧，”军官同意了，“我们自己有一个小招待所，不过，很简陋……”

这个乌克兰小城已经沉睡了。我们甚至未能马上叫醒招待所的女管理员。她是一个半老的胖女人，用手拭着双眼，甜蜜地打着哈欠，话说得很快：

“你们怎么这么晚才来？”

招待所是一座普通的木房子，里面很冷。我们的司机不知从哪里打听到了女主人的名字，他非常会献殷勤。

“加普卡太太，请费心给上校先生屋里生炉子，再烧壶开水。”

他小心地搀扶着“加普卡太太”的胳膊，以防她不小心被门槛绊倒。

很难说后来究竟是什么对这位小招待所的富态女主人起了作用：是“上校先生”的尊号呢，还是我们司机的彬彬有礼？反正她以真正的乌克兰好客态度接待了我们。劈柴在两个石砌小炉子里噼啪作响，火光熊熊地燃烧着，女主人把多夫本从院子里取来的煤坯压到了劈柴上面。不久还送来了热气腾腾的晚饭，这是女主人用我们路上吃的食品迅速而巧妙做出来的。就这样，这个小招待所也使我们感到很舒适了。况且女主人安顿我们躺下后，又把我们的湿衣服收去烤干、熨平。

第二天早上，我被请去见师长。帕维尔·伊夫利扬诺维奇·阿布拉米泽将军，一个中等身材、体格健美、动作象年轻人那样敏捷的人，用钳子般的手握住了我的手，他有一副黝黑而轮廓尖削的脸庞，两道弯眉下长着一对快活的黑眼睛，他的脸上浮现出和善的微笑。

“是什么风把你们吹来的？”

将军知道我是谁和为什么来以后，愉快地介绍了这个已经改编成山地步兵师的师。

“好！”他扬声说。“我爱山，也知道如何在山地作战。”

该师辖步兵第14、123、187团。它和第99师的区别是，第99师的三个团都由有经验的上校指挥，而第72师的三个团都由年轻的少校，即基斯利亚科夫、米先科、赫瓦托夫指挥。将军以他特有的方式热烈夸奖他们：

“好样的！雄鹰！棒小伙子！”

我问他，以现在的这种状况，这个师能不能立即进入战斗，假如要求这样做的话。将军跳起来，在办公室里快步走来走去。

“听我说，上校！那是困难的。但我们准备在任何时刻击退敌人，只要它敢来！”他重重地吸了一口气，又说：“现在要尽快完成改编和补充工作。我们可是驻守边界的呀。”

将军得知我打算到各团走走后，很热情地说：

“我们一起去吧！”

我们说好先去第187团。在启程之前剩下的时间里，我同师参谋长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切尔诺乌索夫少校进行了交谈。他向我介绍了战斗训练计划和组织战斗警报紧急动员的问题，介绍了司令部主要指挥员，首先是作战科长和侦察科长的情况，这些人员后来我都自己认识了。告别时，我打趣地问少校，他同他的师长一起工作是不是感到有些难。少校微笑着回答：

“我们的将军确实是个容易激动的人，有时他会把椅子都砸坏，但跟他一起工作还是轻松的。他是有头脑而又意志坚强的指挥员，是参谋长的最好靠山，他会保护自己的参谋长。对每项指挥职务，都能亲自体验，他是一个出色的战术家，几乎会用所有武器进行射击……”少校沉默了一会，继续说：

“部属对他的公正和慈父般的关怀都很敬佩。”

我们在师里呆了两天。要想详细了解所有部队，这点时间当然是太短了。但总的印象是愉快的。

同阿布拉米泽将军分手后，我们便去看最近的几个喀尔巴阡山山口。我们要研究地形，参加奉军区司令员指令进行的一次试验，即坦克、机械和骡马牵引火炮、汽车、马车通过山路的试验，借助手表仔细研究它们通过山口所需的时间。

我们的汽车在曲折的狭路上爬行。晚秋那折磨人的细雨和浓雾影响了我们的行进。仿佛连石头都被雨水泡化了。每到上坡路和急转弯，汽车就小心翼翼地蠕动着，因为一不留神就会掉进万丈深渊。道路象一条蛇似的缠绕着山峰那长满树木的山坡。两边排列着高大的山毛榉，就象站岗的哨兵一样。

当出现哪怕很小一块肥沃土地时，偶尔能看见简陋的庄园，也就是小农舍和毗连着的生产设施。我们在其中一个庄园旁停下来，好让机器冷却，我们也借机休息一下。冷风吹得我们瑟缩起来。一个瘦骨嶙峋的老山民朝我们走过来，他穿一件羊皮袄，戴一顶黑色羊皮高帽，庄重地问过好后，便邀我们“光临寒舍”。

我们走过长长的穿堂，迈过了门槛。屋子是由一个大房间构成的。在靠墙的一张长长的、胡乱钉成的板凳上坐着一大家子人。女人们正忙于做针线活，男人们在抽烟，懒洋洋地说几句话。男人们穿着羊皮背心，腰间束着宽宽的皮腰带。女人们穿着长长的土布连衣裙，外面也象男人一样穿着暖和的背心，但比较雅致，还有些装饰。腰带以下，还有前后两幅五颜六色的毛织裙子。

我们问了好。大家都欠起身，为客人腾出了板凳，男人们更起劲地抽起烟来。女人们忙着准备招待客人的东西。长桌子上摆出了大碗的牛奶、乳渣、奶酪和玉米面做的饼子。我们同主人们闲谈。他们的话语里，乌克兰和波兰的词汇奇怪地混用着。有时我们很难听懂彼此的话。于是，俄语说得很好的老头和他的一个孙子便赶紧来帮忙。

他们问我们会不会发生战争（对军人还能问别的什么呢？）。我们安慰他们，现在还不必惊慌。老头年长的一个儿子惊奇地看着我们的司机泰然自若地和军官们同坐在一张桌子旁，便低声请他的父亲向我打听，这个士兵是不是我的亲戚。“上校大人”同一个士兵随随便便地交谈，使这个不久前曾在波兰地主军队当过兵的人感到莫名其妙。我只好向他解释，司机同我非亲非故。但我们都为共同事业当兵，因此互称同志不是偶然的。我们的军官和士兵都是昨天的工人和农民，他们有共同的利益，因此互相尊重。

“军纪呢？”这位原来的士兵忍不住问。

“在互相尊重和每个人都具有高度自觉性的基础上也要执行军纪。”

大家都兴致勃勃地听着。主人的小儿子更甚。原来他很快就要应征入伍了。他恐惧地等待着这一天，因为他的哥哥曾多次给他讲过地主军队惨无人道的制度。现在小伙子高兴了。他提了很多有关我军士兵生活的问题。

“难道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指挥员吗？”

“每个人都可以。只要好好当兵，努力学习就行。”

大家还顺便谈到了日常生活情况。老人说起码的生活资料来之不易。他们在山地牧场放牧绵羊和山羊。自己种的粮食不够吃，因为他们耕种的土地石头多，每公顷仅能收三、四公担粮食。以前很长时间无法摆脱地主的奴役。好的牧场和耕地都掌握在地主和富裕农民手里。直到这里并入苏维埃乌克兰以后，大家才扬眉吐气。地主政权被推翻了，所有土地资源成了劳动人民的财富。

“现在可以过得去了，上校大人！”老人心满意足地说。

桑博尔－乌日哥罗德公路所通过的乌若克山口，高度不算大（海拔889米）。它用刺骨的寒风和潮湿的雪花迎接了我们。暴风雪妨碍了现地勘察。只在天气晴朗的短暂时间里才能观察到四周情况。这里的山是由砂岩、泥质页岩、泥灰岩及其他易受破坏的岩层构成的。这也是高地轮廓平缓，春汛和溪流切割而成的深谷纵横交错的原因。我们在一条清澈见底、喧腾不息的小溪旁坐下休息。当时我们未能立即弄明白，我们正坐在桑河这条大河的发源地。

傍晚，试验纵队先头登上山口。最先上坡的是汽车，接着是坦克，再后是牵引火炮的拖拉机。我们未等畜力运输工具上来，而在由山口下来时遇见了它们。马匹在陡坡路上吃力地走着，人们经常不得不停下来，好让它们喘息一下。纵队行进极慢。很清楚，在这一地区，装备笨重、快速性差、不适于山地行动的步兵师，必须尽快改编为轻装的山地步兵兵团。

十月革命节前夕，我们终于回到斯坦尼斯拉夫。我写了详细的旅行报告，指出了某些缺点，对各部队的战斗素养给予了好评。我坚决主张尽快将我们集团军的一些步兵师改编成山地步兵师。现在我回想起这些事就有点伤心，因为战争爆发后，我军山地步兵师不得不在平原作战。改编它们的努力算是白费了……

世界上第一个工农国家已经存在了二十三年。敌人曾预言它维持不了几个星期。历史嘲笑了可怜的预言家们。苏维埃国家茁壮成长着，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全世界劳动人民，所有深受资本主义压迫之苦的人民，都怀着爱戴和希望注视着苏维埃国家。法西斯分子既对它恨之入骨，又深怀恐惧。我们知道它们不会让我们安宁，我们还得同它们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人们感到，严峻的考验时刻在迫近。但我们深信我国的社会制度是坚不可摧的，我们勇敢地正视未来。

11月7日那天，我认不出斯坦尼斯拉夫了。前面已经说过，我第一次见到它时，感到它偏僻而平常。可现在我忽然看到它是另一种样子了。街上挤满了欢跃的人群。工人们排成一列列纵队走过去。他们显得多起来了，因为该市工业发展很快。友谊的歌声在人海上空回荡，这是苏维埃人的歌。这个州并入苏维埃乌克兰不过一年，却发生了惊人的变化。新生活团结并唤起了人们。我们感到发自内心的高兴：我们在这里也置身于祖国的大家庭里了。

12月，我们集团军的山地步兵第96师向新驻地，即苏罗边界实施行军。该师师长是著名的骑兵将军帕维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别洛夫。帕鲁西诺夫将军命令我去监督行军。这时已经下起大雪，天也冷多了。这一切都加大了行军的困难。

我夜间在兰钦地域赶上了该师前卫。行军是在假设的战斗情况中实施的。纵队行进时，按全部规定组织了行军警戒，做好了随时进入遭遇战斗的准备。在行进路线预先指定的地点配置了高射机枪和高射炮。射手和炮手们警惕地注视着万里无云的夜空。

我在一个积雪覆盖的小橡树林里找到了别洛夫将军。这里已为他的作战组搭起了两个防寒帆布帐篷。将军穿着胸前有两根皮带交叉的长长的骑兵大衣，站在被蓄电池灯照亮的小桌子旁，桌上摊着一张地图。

我和他是在1933年相识的，那时他是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函授生，来参加毕业考试。当时这个清瘦的、外表象知识分子、领章上有三道杠的指挥员，以他出色的骑兵姿态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我们攀谈起来。我们相同的骑兵生涯使彼此感到惊奇，我们俩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成为军官，都转而为苏维埃政权服务，都早在1923年就指挥骑兵团。如今，我多少有点奇怪，这个酷爱骑射的骑兵却当上了山地步兵师师长。

他认出了我：

“啊！您好，骑兵！什么风刮来的？”

我说明了我为何而来。别洛夫严肃起来。

“您可以向司令员报告，我师严格按计划实施行军。没有人冻伤，各条行进路线都有取暖站。炊事车在休息地点为人们提供热食。我们的全部物资都拉出来了，如常言所说，连一根钉子也没剩下。因此，一切正常。”

师长在图上给我指出了各纵队的运动。行军秩序极好。

有人给我们每人送来一杯热茶，在这寒冷的夜晚。真是太应时了。

“怎么，朋友，终于背叛骑兵了？”别洛夫问。“或者是鬼使神差把您弄到集团军司令部来了？”

“不过我不遗憾。骑兵已经完成自己的使命。如今，未来是属于机械化兵的。至于高级司令部的工作，它对每个人都有益。因此，我没有理由怨天尤人。瞧你这个天生的骑兵，不是也忽然指挥起山地步兵师来了吗？能说是由于什么过错吗？”

别洛夫的脸色变得阴郁了。

“就是这么回事。我是一个兵。给了我命令，我就指挥步兵，再给我命令，我就带领机械化兵团参加战斗。”他叹了口气。“唉！不过我现在仍然很乐于指挥一个骑兵师！在那里，一切我都熟悉、亲切，不象在步兵里这样。”他用手“啪”地拍了一下地图：“瞧，纵队拉得这样长，步兵在暴风雪中艰难地迈步。让小伙子们骑上马该多好！习惯势力是那样大，我在计算纵队行进速度时都不知不觉地把骑兵具有的能力作为依据了……”

我一连几个昼夜都未离开别洛夫。我们走遍了行军中的部队。当该师拉到目的地后，我才离开。我和帕维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热情地分了手。当时我和他都不知道，这位勇猛的骑兵很快又将回到自己最如意的天地去了。他的骑兵军在莫斯科保卫战中功勋卓著，成了近卫骑兵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