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帕鲁西诺夫报告完成任务情况后，便去见参谋长。

“您好，巴格拉特·伊萨科维奇。”我在门外就向我喜欢的年轻将军问好。

他把目光从放在桌上的一份文件上移开，开玩笑似地回答：

“你好并且再见，亲爱的！”见我迷惑不解，他微笑了。

这是命令。”

将军把文件交给我。我将它飞快看了一遍：

“国防人民委员命令搞录……任命A·X·巴格拉米扬上校为基辅特别军区副参谋长兼作战部长，免去其现任职务……”

“我一点也不明白……”

“干吗要你明白？！把工作交给你的副处长吧。”

我开始不慌不忙地交代工作，打算过了元旦再去基辅。但是鲁布佐夫将军打电话催我了。我的前任调往莫斯科工作，他对此十分高兴，所以急着要走。

临行前我走访了我的所有首长和同事。

司令员以他习惯的方式同我告别：冷淡而过分讲究礼仪。我感觉到我的离去丝毫没有使他动感情。同参谋长则象老朋友一样告别。巴格拉特紧紧拥抱了我，衷心祝我在新的岗位取得成绩。

第二天，我便到了基辅。彼得·尼古拉耶维奇·鲁布佐夫非常高兴：

“终于来了！好，首先向您祝贺。请您尽快帮我脱身。”

我本想从从容容地逐渐熟悉我的职责范围。但鲁布佐夫不给任何商量的余地，他把一切工作往我肩上一推，就急急去莫斯科了。

现在我的工作范围大了。我能胜任吗？但在此时此刻，怀疑是军人的禁忌。既然要我干，那就大胆干吧，要不辜负组织的信任。

军区司令员、参谋长和军事委员会委员我都没有看见：他们正在莫斯科开会。接见我的是第一副司令员弗谢沃洛德·费奥多罗维奇·雅科夫列夫中将。同他的谈话是简短的，结束交谈时他送了我一句爽快的话：

“干吧”。

同分管军事院校的司令员助理瓦西里·叶夫兰皮耶维奇·别洛科斯科夫将军、炮兵主任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雅科夫列夫①中将、旅政委级政治宣传部长安德烈·伊万诺维奇·米哈伊洛夫、分管组织和动员的军区副参谋长——我在总参军事学院的同学和同事倍尔曼·卡皮托诺维奇·马兰金②中将、通信主任德米特里·米哈伊洛维奇·多贝金少将及军区其他领导人员谈得较多。这些人互不相同，也很有意思。读者在后面将会更了解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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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雅科夫列夫（1898—1972），苏军炮兵元帅（1944）。战后曾任苏联武装力量部副部长、国土防空军总司令。——译者注。

②马兰金（1894—1961），苏军大将（1948）。战后曾任苏军副总参谋长、总参军事学院院长。——译者注。

要做的事很多。作战部的军官们忙得满头大汗：要迅速拟定国界掩护新计划草案（部队对这个草案已等得急不可耐了），要组织军区和各集团军领导人员轮流集训，要拟制军区首长司令部演习和战役训练作业的实施计划，要仔细研究战区情况，总之，要做的事无法一一列举。

我就是在处理这一堆堆烦冗公事中了解我的部下的。

主管作战事务的第一科，由我的副手，一个有学问、有经验的指挥员，四十岁的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达尼洛夫上校领导。他十八岁参加红军，曾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在芬兰战局中，他腿部受伤，变成了终生瘸子。他是个精力充沛、好动、爱吵嚷而又坐不住的人，永远象是急着要上什么地方，就是下达指示时也在走动着。我忍受不了这种工作中的神经质，因此我只好一到任就设法使我这个过分急躁的副手镇静下来。但他对我想要在更平静、更实事求是的情况中开展工作的尝试，却作出了十分近乎病态的反应。

该科调来的工作人员是最训练有素的。我很喜欢米哈伊尔·格里戈里耶维奇·索洛维约夫中校、安德烈·费奥多罗维奇·费奥多罗夫中校、瓦西里·萨韦利耶维奇·波格利边科少校。这三个人都受过高等军事教育，并有丰富的经验。诺维科夫少校、克赖诺夫少校、利皮斯大尉和穆欣大尉都同他们合得来。

和平时期负责对军区的将军和军官进行战役训练的第二科，由较为恬静的A·B·扎帕西科中校担任科长，他对司令部工作感到苦恼，坚决要求改任指挥职务。不久我们只好满足他的愿望。他去指挥一个团，而读者已经知道的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艾瓦佐夫大尉，则从第12集团军司令部调来接替他的位置。艾瓦佐夫是因为显示了主动精神和出色的聪明才智而被我看上的。该科最有经验的军官是费奥多尔·斯捷潘诺维奇·阿法纳西耶夫少校，他调来前原任步兵第27军司令部侦察处长。我喜欢的有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萨拉库察大尉和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希曼斯基上尉。他们虽然年轻，但坚强的毅力和奔放的热情弥补了工作经验的不足。

保障军队隐蔽指挥的第三科，由遇事镇静和审慎的叶夫根尼·弗拉基米罗维奇·克洛奇科夫一级军需员①领导。该科人少，而承担的工作却很重。在1940年10月以前，这些工作是由司令部一个独立的部承担的。现在该部被缩编成科，交给了我们。这是一个错误。战争爆发后，不得不恢复了这个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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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相当于指挥人员的上校军衔。当时苏军军事经济和行政人员的军衔分为：二级和一级军需技术员（相当于上尉、大尉）；三级、二级和一级军需员（相当于少校、中校、上校）；旅、师、军、集团军级军需。——译者注。

我还要简单说说我们人员不多的技术部门。在这里担任领导的是勤勤恳恳而又拘泥细节的主任格尼洛博克二级军需技术员。我们有一位出色的绘图员沃斯克列先斯基，还有两位勤快的女打字员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利夫希茨和玛丽亚·谢苗诺夫娜·连布里科娃。

新年前夕，我按习惯在司令部伏案到夜晚。突然一阵电话铃声打断了我的工作。

“您在干什么，可怜的光棍儿？”话筒里传来了普尔卡耶夫将军罕见的愉快声音。“可别放过新年哟！”

我感到愕然：普尔卡耶夫正在莫斯科开会呀。

“我刚到家。我们在家等您。不，不，不许有任何推托。”

就是说，将军知道我在基辅没有家眷，决定冲淡我的寂寞。瞧你还说不说他是冷冰冰的人！

男主人在门旁迎接了我。他的夫人安东尼娜·伊万诺夫娜亲切地邀请我去客厅。

当好客的女主人在桌旁忙碌时，普尔卡耶夫让我坐到沙发上，开始问我是否熟悉了新的工作，碰到什么困难没有，还出了些好主意。我向他打听莫斯科的会议是否结束了。

“哪能这么快！只能说刚展开……大家关心的事太多啦。有些观点要根本改变。斯大林同志本人对会议的进程也很关心。每次会议都有政治局委员出席……看来，党中央看到了国际形势的复杂和法西斯德国日益严重的威胁。因此很重视国际力量的巩固。毫无疑问，我们军队生活中将会发生大的变动。”

女主人请我们入席。尽管我们一共就三个人，但她却象为一大群人那样摆上了节日餐桌。我们愉快地举杯和即将过去的一年告别。迎接新的一年。

“愿新年同美好的旧岁一样幸福！”普尔卡耶夫祝酒。

“主要的是不要发生战争！”安东尼娜·伊万诺夫娜说。

我们坐了近两小时左右。我辞谢了马克西姆·阿列克谢耶维奇客气地向我提供的汽车，步行回招待所。基辅灯火辉煌。花园中、小公园里、广场上，新年松树闪烁着数以千计五光十色的电灯。街上一片欢腾。到处传来响亮的笑语欢歌。不时听见人们互致新年问候和热情祝愿。可以看出人们心中的欢快。

谁能料到，这是我们最后一个和平的新年佳节呢……